福音影评：《耳朵大有福》——有一天，围墙被打开

俄国作家契诃夫有篇小说《装在套子里的人》，说的是害怕变革的主人公别里科夫把自己封闭在一个没有变革、没有思想、一切都以政府颁布的政策为生活界限的人，他就把自己封闭在这样一个套子里，在他看来一切政府没有明文许可的都是不允许的，年轻的老师不能在校园里骑自行车，因为这是政府没有明确允许的，甚至连和未婚妻弟弟的谈话也要写一份详细的报告给校长，最后他在经历过和未婚妻弟弟的冲突之后抑郁而死。契诃夫塑造了一个保守的、逃避新事物、没有安全感的人物形象，当有一天他发现他所认为安全的套子破了之后，无法回应这样的变革，只能抑郁而终。

电影《耳朵大有福》同样讲述了一个类似的故事。铁路维修工王抗美光荣退休，一辈子在铁路系统的他除了修铁轨之外没有其它的技能。退休之后的王抗美收入减了一半，原来总在别人面前炫耀的姑爷，现在和自己女儿的婚姻也陷入危机，经济上帮不上忙，信基督教的老婆常年住院，需要大笔医疗费，儿子不务正业成天瞎混。面对这样的危机，王抗美在体制内形成的价值观并没有改变，他满口长征，满口与这个时代不搭调的话语，曾经在铁路系统文革时期做过长征合唱团领唱的他，总以为自己就是个艺术家一样，沾沾自喜，所以他试图去民间艺术团应聘，也给人家街头模特队推荐自己，都被拒绝，他的艺术和这个时代相比，格格不入。他老婆的病友介绍他参加网络商务，实际上是传销，刚参加几分钟就被工商取缔；他试图去蹬三轮车，但是身体不行；试图去摆摊擦皮鞋，但是面对小混混他又望而却步，受不了那份委屈。这个社会不但危险，还拒绝他这样有艺术才华的人，最后他只能在黑暗的街道，骑着自行车，唱着革命歌曲《长征》回家，行人稀少的街道，留下他孤独乃至绝望的身影。

唯一能安慰他的有两件事，一件是他在买菜的路上，在菜市场经过讨价还价做的电脑算命，这个曾经风行中国大街小巷的高科技电脑测名字算命的娱乐，安慰了处于人生低谷的王抗美，打印出来的命运单说他将来大富大贵，不劳动也能享福等，修个自行车七毛钱都要砍价的他，却拿出了十块钱给算命摊主做小费。另一件是他到一个擦皮鞋妇女摊子上了解行情，咨询收入，被摊主误认为是干部，王抗美对干部这个词特别满足，他顿了一下，接着说下来走走，了解一下民情。人生低谷的王抗美，发现那个封闭的铁轨之外的世界是那么复杂，自己在这个世界就像外面的人进入铁轨行走，充满着时时被开来的火车撞死的危险。所以这个时候他发现他所持有的观念，那一套长征信仰体系外不能对抗现实的经济危机，内不能安慰心灵的伤痛，这个时候他开始相信命运，继而又怀疑命运，但是对自己干部的身份还是聊以自慰，毕竟这个能找到短暂的存在感，因为干部和群众的对立让他找到一种特权的欣慰。

同样信仰基督教的妻子，每顿饭之前必手捧圣经祷告，只是基督教信仰和王抗美的对命运信仰一样，也只是一种安慰，当王抗美把光荣退休的牌匾挂到十字架上，从而把十字架的挂图遮住，这可能在他看来，基督教信仰还不如他的体制信仰来的实惠。

铁轨之内，那是一个封闭的世界，一切都有标准执行，工作有标准，生活也有标准，自己不需考虑太多，只要跟着去做就好了，彼时的中国所有人，只要不是人民的敌人，就要有自己的组织，一个没有组织的人是危险的，所以那个时候每个人都有单位，艺术家有艺术家协会，作家有作家协会，每一个单位都是一个围墙，一个套子，在这个套子里你必须接受套子语言、思维，树立统一的信仰体系，在这个套子里你甚至不要为了自己的生存忧虑，一切都可以找单位解决。所以在困境中的王抗美，希望自己重新回到体制，得到体制的帮助，把自己的气管炎做成工伤，但是却没有成功。

屡屡碰壁的王抗美，说明很多问题，个人能力，社会关怀等等，但是我更看到他和这个社会现实之间的不协调乃至冲突，这种冲突以至于在他的内心中无法平衡，所以当他从父亲家里出来，因为弟弟不孝敬父亲而愤怒的时候，我看到他的绝望，他求人弄死他，并欢迎弄死自己，而他弟弟和弟媳对父亲的态度又岂是这一次如此呢。

电影以喜剧的手法演绎了真实的并不喜剧的底层体制内的人生故事，蹬三轮车的也能活的很好，擦皮鞋的也能生活，甚至街头的商业模特队也能自力更生，民间剧团的老板倒也像个老板的样子，所有这些对王抗美的拒绝都不能说明社会本身的残酷，而只能说明满脑子体制思想，满嘴体制语言者的悲剧，当他们以一种近乎僵死的体制观念去回应社会的时候，悲剧必然发生。被体制塑造的没有自由思想的个体，离开体制独自面对社会的时候，他弱者的心态就会表露，他要么痛恨社会的残酷无情，要么痛恨体制的虚情假意，很难有一个平衡而客观的心态。这个时候他满心期望回到体制，正如王抗美给后勤科长送去一大盆盆栽，希望自己得到组织照顾；要么试图推翻体制，自己建立给自己保障的同样的体制。当这两者都无法实现，那就只有仇恨了。

当王抗美把光荣退休的匾额挂在十字架上，与十字架重合并将其覆盖的时候，我想当下乃至过去几十年的基督教传统教会又何尝不是一种体制，这种体制与塑造王抗美的体制是一样的，只不过一个民间一个官方罢了。实际上传统教会发挥的功能也就代替了体制的功能，当中国的单位制随着经济发展、社会活力增强而趋于减弱的时候，传统教会恰恰代替了单位，以教会的名义发挥着单位的功能，强调外邦人，强调教会之外无救恩，强调与世界的争战，强调顺服的威权治理，干预信徒的婚姻家庭生活等等，这些与王抗美的长征信仰和教义又有什么区别。所以那些离开体制的人，在教会里找到了体制曾经带给他的温暖，今天那些叱咤中国教会的知识分子名牧们实在是最好的例子，他们和王抗美一样，面对社会无所适从，最后发现还是教会适合自己，因为这和体制无缝对接。过去是领导的在教会里还可以做领导，过去是老师的，在教会里还是做领导，粉丝还是那么多甚至更多，但是他们面对社会的变迁，面对社会的成长，自己内心本能地回避掉了自己观念和现实之间的冲突，做一个鸵鸟也许更舒服。

当南方一个城市教堂被拆，首先感到危机并积极谋划冲在前面的是职业传道人这个群体，因为他们无法到教会外生存，自己除了会讲道和唱诗之外，大概就会祷告了，社会生存技术暂且不谈，仅是内心面对社会的恐惧就几乎把自己击垮。这些传道人中不乏大学毕业，学有专长者，长时间的教会生活塑造了他们内不能帮助度过心理危机，外不能解决生存危机的弱者模式，他们也如王抗美面试时唱长征组歌一样，他们也会说我以前唱赞美诗的，我也可以来几句赞美诗你们听听的笑话。所以我赞成并尊重那些有着自己职业的牧师，因为这些牧师理解社会，信徒不是他的产业，他们才明白这些信徒跟随的是耶稣不是自己，是上帝的产业不是自己的产业。

范伟以精湛的演技完美诠释了一个底层体制人物的命运和生活，通过他也告诉我们围墙外的时代并不会因为我们在围墙里就不改变的，驼鸟也不会因为自己把脑袋埋在沙子里，危机就会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