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基运动浅析:保教权之下的洋大人

宗教改革之后，天主教的地盘损失大半，与此同时政治影响力和号召力也大为减弱，因而在政治上对那些剩下的天主教国家更加依赖。同时因为海外殖民地的兴起，教皇更加希望依赖这些国家的海外殖民策略来扩展天主教的影响，实现天主教的复兴。天主教国家也需要宗教作为先锋，在精神上首先殖民。因此作为交换，天主教教皇授予这些殖民国家保教权。

15世纪的欧洲天主教国家中，葡萄牙海外殖民扩张最为凶猛。葡萄牙在十五、十六世纪相继殖民了非洲和亚洲的印度，并在印度设立总督府，进而准备殖民中国。所以葡萄牙最先获得在非洲和亚洲的保教权。保教权授予葡萄牙许多特权，包括所有往远东的传教士都由葡萄牙国王批准，且只能坐葡萄牙的船只从里斯本出发，并且持葡萄牙的护照前往东方传教，葡萄牙国王有权任命保教区的主教和派遣传教士。教皇的保教权实际上是向欧洲乃至全世界宣布葡萄牙殖民的合法性，也就是代表国际社会对殖民的认可。所以保教权是教皇与国王之间的政治交换。

葡萄牙占领印度之后，试图进入中国，但是正值明朝海禁时期，不得已只能租借澳门，以此作为根据地，对中国进行贸易和传教。

西班牙在十五世纪末完成国家的统一之后，作为后起强国，热衷航海的西班牙必然要与葡萄牙在海外殖民上有所冲突。双方的保教权冲突从大西洋直到亚洲的菲律宾，争夺可谓激烈。

但是，葡西两国的保教权之争恰在清朝统治中国之际，所以虽然窥视很久，但是却不能进入。到了清政府末年，王朝摇摇欲坠之时，西方天主教列强借机进入中国，开展殖民竞赛。

1858年的《天津条约》第十三款规定：“天主教原以劝人行善为本,凡奉教之人,皆全获保佑身家,其会同礼拜诵经等事,概听其便。凡按第八款备有盖印执照安然入内地传教之人,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凡中国人愿信奉天主教而循规蹈矩者,毫无查禁,皆免惩治。向来所有或写、或刻奉禁天主教各明文,无论何处,概行宽免。”

《北京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法国在中国获得保教权，此时的保教权已经得到天主教国家的默认，而无需教皇颁布赦令。法国凭借此条约，要求清政府归还被没收的教产，赔偿在道光年间反天主教的损失，以及规定传教士可购买土地自建教堂。

之后，插手东方事务较晚的德国，借着兖州教案，入侵中国，与清政府达成协议，各国传教士由本国保护。1897年两个德国传教士在山东巨野被大刀会杀害，酿成巨野教案，至此德国窥视已久的、长期占领山东的目的得以通过保教权来实现。1898年3月6日签订的 《胶澳租界条约》中规定:胶州湾包括南北两岸陆地租与德国,租借期先以九十九年为限。准许德国在山东修建胶济铁路及由青岛经莱芜至济南的铁路，并准许德国在铁路周围三十公里开矿，授予在全省优先开办各企业的特权。

同时，意大利，比利时，西班牙也先后获得在中国的保教权。

在保教权之下，传教士为本国代言，不惜排挤有竞争关系的他国传教士传教事业。法国国王路易十六派遣堪称科学技术精英的耶稣会传教士于1688年绕开葡萄牙的势力范围来到中国，进入宫廷，康熙皇帝被他们展现的先进技术所吸引，准许他们留在宫廷传授西洋科技，他们有人协助清廷中俄尼布楚条约的谈判，有人治好了康熙多年的疾病，皇帝龙颜大悦，而这些行动都惹来葡萄牙同为耶稣会传教士的嫉妒。葡萄牙希望法国传教士隶属于自己之下，受葡萄牙管理。当时时任清廷钦天监代理监副的葡萄牙耶稣会传教士徐日升，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打算没收他们的检测仪器，并禁止科技勘测，同时要求他们隐瞒自己的科技技术。不但如此，葡萄牙还利用自己的保教权和对澳门的控制，截留法国传教士的经济津贴，致使法国传教士在中国举步维艰。当时同为耶稣会士的葡法两国，为了各自的帝国利益而互相为难，可见宣教背后的帝国较量。

除此之外，传教士个人也在中国，这个落后的地方享尽特权和荣华富贵。德国天主教圣言会主教们都采用了中国巡抚的等级制度，并且在帽顶上缀了一颗顶珠以显示自己的身份，他们每次外出都要坐着与身份相符的轿子，都有骑马的侍从和步行的随员，前呼后拥，都有一个体现地位尊崇的大伞在前面，而且每次出发和到达时都要鸣放礼炮。传教士安治泰，不仅利用帝国特权干预当地的司法审判，自己还喜欢排场。去另一个教区，信徒们手持旗子，敲锣打鼓欢迎安治泰主教的到来，甚至按照中国的官品来提高自己的地位。德国公使，向清廷为安治泰索要三品的顶戴花翎，后来又将他升为二品官员的地位，以奖励他在山东的所谓善行。

传教士利用背后的帝国享受着在他本国享受不到的特权和荣耀，这种感觉实在让人流连忘返。

传教士还利用自己帝国保教权干预中国司法。

德国圣言会的安治泰在山东传教，其发展信徒的主要方式就是为信徒干预司法，有作奸犯科的只要传教士出面，基本可以摆平，以此保护自己的信徒。1882年，数十名白莲教信徒发动起义，但因为力量单薄很快被镇压，但是这场起义却引起了全省的镇压狂潮，这时有位文人精英想起条约保护基督教徒的条款，遂加入基督教，这引起了秘密教派加入天主教的浪潮。

这造成的结果是，每年新入教的信徒大部分是需求保护的村民，而不是信仰基督教。

在山东一个地方，有一个土匪窝点，他们抢劫当地乃至更远一点的富户人家，官府屡次打击而无效果，忍无可忍的官府准备将镇子夷为平地，流放村民，这时得知消息的村民纷纷加入天主教，避免了被毁灭流放的危险。而传教士在写给本国的报告中，将此信徒的加入看成自己传教的效果，而获得本国教会的认可。

在后来义和团运动之后，对村民的调查显示，信教人员司法特权是义和团运动反对基督教的主要原因之一。

并不是所有的宣教士都是如此，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宣教背后的帝国较量，以及宣教士本人在宣教中的心态，享受名利双收带来的感觉，以及被人前呼后拥的荣耀。这一切都为后来历次反对基督教的浪潮埋下了火药桶。

参考文献：
（美国）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一版。
许璐斌，《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远东“保教权"之争及其历史影响》，《北京教育学院学报》2008年22卷第2期。
俞强，《鸦片战争前的传教士眼中的中国》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年12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