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黎世大教堂与新教改革

说起十六世纪前后发生于欧洲的宗教改革，人们通常都会提起德国的马丁·路德。路德顺应了历史潮流，反对天主教会的腐败，于1517年10月31日在维登堡大教堂的大门上张贴了著名的《九十五条论纲》，揭开了新教改革的序幕，于是，空前的宗教改革运动便在欧洲如火如荼地展开了。至少，许多教科书上大致是这么说的。其实，欧洲历史上的那场宗教改革是十分复杂的，许多历史事件的细节今天已难以考辨。据英国牛津大学基督教史学家麦库洛克（Diarmaid MacCulloch）的研究，当年路德是否在维登堡大教堂的大门上张贴过他的《九十五条论纲》，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传说；甚至，那扇因此而获得传奇色彩的教堂大门也早已于1760年毁于一场大火，今天人们见到的是后来制作的替代品（注1）。

在维登堡向南约六百公里的地方，也有一座大教堂，同样是欧洲宗教改革时期赫赫有名的建筑，曾经一度为新教改革中激进派的大本营，当年与维登堡大教堂一样在动荡不安的欧洲声名远播，然而，这座堪称改革故垒的大教堂现今却远不如维登堡大教堂那样广为人知了，这就是瑞士的苏黎世大教堂。2010年暑假，我应邀前往苏黎世大学讲学，讲堂就设在苏黎世大教堂原先的修道院里，修道院与大教堂的主体建筑相连，我借机参观了大教堂和修道院，也领略了五百年前那场风起云涌的宗教改革的遗风。

在教堂提供的英语资料中，苏黎世大教堂被称为The Grossmünster in Zurich，其中的德语单词“Grossmünster”的意思就是“大教堂”。大教堂的建立与一个悲壮的传说相关。据传，菲利克斯（Felix）和莱古拉（Regula）是三世纪罗马帝国军团中的基督徒，因受宗教迫害而逃亡到苏黎世，但还是无法逃脱当局的追捕，两人受尽酷刑仍然不弃信仰，最终罹难于利马特河口的小山岗下。关于这两位殉道者的死有种种传说，广为流行的一种说法是，二人被斩去首级后，无头的躯体毅然不倒，并各自俯身，双手捧起自己鲜血淋漓的头颅，以无头之躯挺身向山岗上攀行了百余米，轰然扑倒于山坡上的葬身之地。后来，查理曼大帝在巡猎途中发现了二人的墓地，下令在此建立教堂以纪念两位烈士。菲利克斯和莱古拉则成了苏黎世市的护城圣者，也是苏黎世大教堂的护堂圣者，所谓“Patron Saints”。

现存的苏黎世大教堂要远远晚于查理曼大帝的时代，教堂始建于十一世纪末，主体建筑完成于十三世纪初，历时一百多年。坐落在高坡上的苏黎世大教堂，建筑宏伟端庄，体现了经典的罗马风格的建筑设计。教堂北端的双峰塔楼巍峨矗立，傲视着利马特河的河口和河水流入的苏黎世湖，多少世纪以来就一直是苏黎世这座城市的地标性建筑。然而，给苏黎世大教堂带来更大历史名声的还是那场宗教改革。二

十六世纪的瑞士与当时的德国一样，是欧洲宗教改革的中心之一，而瑞士宗教改革的重镇首先就在苏黎世，发起当地改革运动的主要领袖人物是茨温利（Huldrych Zwingli, 1484-1531）。

茨温利出身于一个富裕农民家庭，自幼受过良好的教育，年轻时先后在巴塞尔、伯尔尼和维也纳等地的大学学习。他于1506年在巴塞尔大学获取硕士学位，并于同年被授予神职开始担任天主教神父。年轻的茨温利好学多思，他一方面钻研神学和西方经典，一方面追随当时流行于西欧的人文主义思潮，阅读过大量的人文主义的著作，并于1515年前后与当时欧洲最著名的人文主义学者伊拉斯莫（Desiderius Erasmus, 1466-1536）有直接的交往，深受其影响。身为神父的茨温利还一度卷入政治，他几次参加瑞士雇佣军在意大利的军事行动，为梵蒂冈方面作战，受到教皇的赏识。然而，当茨温利思想有所变化后，就不再参加这方面的行动，并撰文讽刺和攻击雇佣军制度。作为一位年轻的神父，茨温利思想活跃、才华出众、意欲有为。

1518年底，苏黎世大教堂的一个神父职位空出，34岁的茨温利有幸被大教堂僧侣团和市政当局看重，得到这个职位。来到苏黎世走马上任，茨温利就开始了他的一系列改革行动。此时，距马丁·路德在维登堡点燃宗教改革之火的时间已一年有余，但茨温利坚定声称，他的改革并非受到路德神学思想的影响。在这一点上，学界一直有争议。有观点认为，茨温利是一位具有伊拉斯莫改革思想的人文主义者，但路德的神学对他有决定性的影响。另一种观点认为，茨温利并未明显受到路德神学的影响，而是将宗教改革视为一场人文主义的改革运动。第三种观点认为，茨温利并未全然受伊拉斯莫的影响，早在1516年就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并独立地发展了自己的神学思想。（注2）无论怎样，茨温利的改革与路德的改革在大方向上还是一致的。他们都倡导宗教自由和自主选择，主张“因信称义”、《圣经》至尊、人人皆可为祭司，反对教皇和梵蒂冈教廷对教会的控制，要求简化繁缛的仪式。说到底，当时宗教改革的最根本追求在于回归使徒时代的简朴教会，以反对极其腐败的罗马天主教会。然而，相比之下，茨温利要比路德在改革的态度上更为激进，在回归基督教原始教会的道路上推进得更远。事实上，尽管两人是有着共同追求的改革领袖，但在新教内部他们的关系并不和谐，在很大程度上是分道扬镳、各成一派的。他们俩之间还有一点差异，比起路德，茨温利更是一个行动者，他更多地直接参与了改革运动的具体行动。

茨温利的改革行动首先表现在他的布道上。上任伊始，茨温利在苏黎世大教堂的布道就一反传统（课程式）套路，而是直接诵读《圣经》并按照自己的理解予以发挥、讲经说道；发展到后来，茨温利在布道中甚至直接对天主教会的许多规定与行为进行斥责和攻击。茨温利声称，他的一切行动的根本依据就是《圣经》，他的追求是本真的基督教信仰的简朴传统，那些由教皇和天主教会发展起来的教条和仪式都在反对之列。

复活节是基督教最重要的节日，节前数星期的四旬节则是教徒们进行祈祷、忏悔和斋戒的时期，以纪念耶稣为人类的救赎而蒙受大难。然而，身为教士的茨温利与一些同道者却在1522年四旬节斋戒期间公开分食香肠；如此大不敬的行为立即引起轩然大波，茨温利则以复活节前斋戒的规定无法从《圣经》里找到依据为自辩。同年7月，茨温利与一些朋友共同向上级教会（主教区）提出请愿，要求废止天主教会有关神职人员必须独身禁欲的规定，公然挑战教会的基本制度。其实，茨温利已经于当年早些时候与一位寡妇秘密结婚并同居了，而他们正式的婚礼到1524年才公开举行。（注3）

茨温利的改革行动决不仅仅局限于他个人。作为当时苏黎世地区最重要的教堂的最主要的神职人员，茨温利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是与苏黎世市政当局结合起来的共同行动，有广泛的社会影响，随着改革的推进这种影响就越大。到了1523年1月，有关方面不得不组织辩论会（The First Zurich Disputation），邀请苏黎世和周边地区的神职人员、市政当局政要、以及当地天主教教区主教的代表参加，针对茨温利的种种改革行为进行辩论。公开辩论会吸引了数百民众的参加。事先做了精心准备的茨温利提出《六十七条论纲》，为自己的改革辩解。而主教的代表没料到这一招，事前未作细致准备，无以应答。茨温利的思想得到以当地商业行会为核心的市政委员会的认可，改革得以进一步推进。

同年9月，茨温利为首的改革教会大力推动反对圣像运动。这是一个老问题，因为任何偶像（包括圣像）崇拜都不符合《圣经》的精神，基督教史上曾多次出现过为了追求“正宗”而反对圣像的运动。茨温利发起的去除圣像和一切偶像崇拜的运动尤其激进，当局为此在10月份组织了苏黎世的第二次辩论会。辩论会邀请了各方代表，并吸引了民众近千人。在辩论会上，不但讨论了反对偶像崇拜的问题，还探讨了茨温利提出的关于圣餐的实质和弥撒仪式的问题。茨温利认为，圣餐仪式中对面包和葡萄酒的祝圣只具有象征意义，并不会使耶稣的真身显现，也不能使二者化为耶稣的身体和鲜血；而弥撒仪式本身是没有来自《圣经》的依据的，应该取消。为期两天的辩论会最终采纳了茨温利的支持者Konrad Schmid的比较温和可行的提议，以渐进的方式逐步取消偶像崇拜和弥撒等仪式。市政委员会认可了这个提议，同意有序地取消圣像和弥撒、简化宗教仪式。

进入1524年的苏黎世，尽管有教会内外反对派的抵制，当地的宗教改革在以茨温利为首的激进派的推动下，还是赢得市政委员会的全力支持，逐步全面地展开了。许多传统的宗教节日（诸如圣烛节，等）不再举办仪式或组织节日活动；圣像和多种多样的基督教信仰的标识，包括最常见的十字架等，纷纷从教堂、路边和其它公众场所被拆除。苏黎世大教堂，作为茨温利宗教改革的大本营，首当其冲。大教堂经过几个世纪积累起来的精美雕塑、绘画和珍藏，以及其它宗教性的符号和装饰，统统被毁损和清除。（注4）

到1525年4月，苏黎世的宗教改革全面禁止弥撒，由茨温利自己新创了一套宗教仪式，仪式不再用拉丁语而是用德语进行，仪式的中心内容在于牧师的布道。因为取消了弥撒，教堂内一切与弥撒相关的设施和器具，包括教堂正前方的祭坛、烛台等，统统被拆除。为了回归早期教会的淳朴传统，茨温利的新仪式中甚至不奏音乐、不唱圣歌，理由是音乐既不合乎清教的精神，又会使人分神，影响信徒与上帝之间专注地沟通。据说，当改革者进入大教堂拆除管风琴时，教堂乐师大哭。

茨温利领导的宗教改革，使得苏黎世大教堂一改其中世纪富丽堂皇的宫殿式的面貌，成为一座空荡简朴但庄严肃穆的神圣殿堂。其间，苏黎世教会中一些持不同观点的神职人员无法抵挡改革的潮流，离苏黎世而去，客观上为茨温利的改革扫清道路。苏黎世的教会原本属于天主教的康斯坦斯主教区（the Diocese of Constance），教区的主教也曾一再试图干预或阻止茨温利的宗教改革运动，都不成功，只得以双方正式脱离关系告终。

茨温利在苏黎世的宗教改革可谓是全方位的，不仅体现在神学思想和宗教仪式改革方面，还废除了千年的修院制度等教会的传统体制，改革的面涉及到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当时，茨温利在瑞士的宗教改革与路德在德国的宗教改革遥相呼应，一时影响很大。然而，茨温利宗教改革的激进行为也使他四面树敌。一方面，他的言论和行动直接严重地冒犯了罗马教廷和天主教会，尽管苏黎世教会与天主教会正式断绝了关系，但是断绝了关系不能断绝敌对的状态。另一方面，茨温利与改革派内部其他派系之间也矛盾重重。随着敌对和矛盾关系的深化，摩擦频频发生，甚至诉诸暴力、酿成血腥的冲突。

在宗教改革的过程中，苏黎世曾有一批人属于再洗礼教派（Anabaptists），他们主张改革当时的洗礼制度，认为婴儿受洗不符合《圣经》的洗礼传统，要求废止婴儿受洗、实行成人受洗（也可以理解为再洗礼）。然而，追求回归“本真”基督教传统的茨温利在这一点上却与再洗礼派意见相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身为主张宗教自由的改革者，茨温利对具有改革精神的再洗礼教派的态度是坚决打压，并与市政当局联手制定严厉法令禁止再洗礼，逼迫该教派的信徒停止活动或离开苏黎世。当有些再洗礼教派的信徒潜回苏黎世继续从事再洗礼活动时，一旦被抓获即以沉入利马特河的方式处死。1527年间，在先后四人被溺毙于利马特河以后，深受宗教迫害的再洗礼教派在苏黎世销声匿迹。

（马丁路德与茨温利）

茨温利与路德之间的矛盾冲突，是新教改革中的另一件令人关注的事。如前所述，茨温利与路德关于宗教改革的基本思想和路径大体上是一致的，只是茨温利要来得更为激进。他们之间最主要的分歧集中于一个神学观点上，即如何解释基督教的核心宗教仪式 --- 圣餐仪式。简单地说，路德认为，在圣餐仪式中，仪式所用的面包和葡萄酒经过祝圣以后，耶稣的圣体就“真实临在”（“real presence”）于面包和酒之中；其基本依据就是《圣经》中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上说的话：“这就是我的身体，这就是我的血。”茨温利则认为，耶稣话中所说的“是”（“is”）应该解释为“表示”或“意味”（“signifies”），当作一种比喻来理解，所以，在圣餐仪式上耶稣并不“真实临在”，仪式所用的面包和酒只是一种象征，是对“最后的晚餐”的象征性纪念。双方为此展开了一系列的笔战，直到1529年10月，在善意者的撮合下，请他们二人到马尔堡会面讨论他们的分歧，史称“马尔堡会谈”（the Marburg Colloquy）。然而，会谈并没有解决根本分歧，甚至在讨论到问题的关键点时双方一度恶语相向。不过，会谈还是使二人在这一神学观点上的分歧更为明朗化。后来，在新教运动发展出诸多支派的过程中，各个支派对这两位改革者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也各有取舍。

在有十三个州的瑞士邦联内部，走在宗教改革前列的苏黎世与其它各州的关系也很复杂。对于保守势力较强的地区来说，茨温利的宗教改革无疑是一种威胁，卢塞恩等五个州就于1524年组成了保守联盟，坚持天主教传统，反对茨温利的新教改革。苏黎世则与其它一些推进宗教改革的州结成联盟，与保守势力抗衡。在经历了一系列或明或暗的冲突以后，茨温利于1529年6月向保守联盟宣战，双方在Kappel附近集结数万人马、剑拔弩张；幸亏有人出面斡旋、调解，才避免了一场大战。“马尔堡会谈”以后的政治局面更趋复杂，瑞士邦联各州围绕宗教改革形成的两大集团之间冲突加剧。1531年夏秋之际，急于推进改革的茨温利组织改革派联盟对地处内地的保守集团诸州实施经济封锁，试图以此迫使他们容许或接受宗教改革。然而，封锁并不奏效，反而在改革联盟内部造成了矛盾和混乱。10月9日，保守联盟五州突然向苏黎世宣战，缺乏准备的茨温利仓促应战。在10月11日的一场混战中，苏黎世大败，阵亡者数百，47岁的茨温利也在其中。路德闻悉这位昔日同道者的死讯时冷冷地说道：“一切持刀弄剑者死于刀剑。”。（注5）这本是《圣经》中耶稣在面对罗马军士对其实施抓捕时，阻止其门徒诉诸武力的话（《马太福音》26:52），然而，当路德借此用于茨温利遇难时，则将两位宗教改革领袖紧张而微妙的关系淋漓尽致地烘托出来。其实，后来的历史显示，瑞士的这场流血冲突只能算作欧洲宗教改革中使用战争暴力的序幕，此后一百多年里，在围绕宗教改革而形成的冲突中，死伤者动辄成千上万。

茨温利去世后，苏黎世市当局推选布灵格尔（Heinrich Bullinger, 1504-75）作为他的继承人。布灵格尔巩固和发展了茨温利开创的改革事业，协调和改善了瑞士改革联盟内部的关系。自1530年代开始，卡尔文在日内瓦进行宗教改革，并使之发展成为瑞士宗教改革新的中心。布灵格尔又以灵活而策略的态度与卡尔文在一些关键性神学问题上达成共识，进一步稳定了苏黎世的宗教改革事业。尽管在瑞士以外的诸多新教教派中，很少有人对茨温利或他的苏黎世改革教派认祖归宗，但是他开创的这一宗教传统还是在苏黎世及其周边地区得以保持并流传至今，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布灵格尔继茨温利之后几十年的苦心经营。也许正因为此，在苏黎世大教堂的外墙上，塑有一尊布灵格尔的石质浮雕，手捧《圣经》。而在利马特河边，苏黎世市区一处更为热闹的场所，矗立着一尊高大的茨温利的直立铜像，塑像昂首凝视远方，一手持《圣经》，一手扶着利剑。这个手扶利剑的设计，或许是针对路德当年那番言辞的回应吧。

历史上，茨温利的宗教改革以其激进著称，在改革教派的反圣像运动中苏黎世也是最坚定、最彻底的。如今，我们见到后人为茨温利和布灵格尔所塑的雕像，这是否有违两位改革者的初衷呢？未必。因为历史是不断发展的，历史事件需要在其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予以理解。当年宗教改革的反圣像运动，体现了当时人们对宗教的认识和理解；后来为改革者塑像，则体现了后来人们对“偶像”的认识。关于这一点，苏黎世大教堂历史变化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脱胎于中世纪的苏黎世大教堂，在1520年代反圣像运动的高潮中被去除了一切圣像、祭器、象征符号和饰物，成了一座巨大、空荡、简朴的聚会大堂，高高的穹顶之下，除了建筑本身的结构之外唯有一排排座椅。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随着人们的认识和追求的变化，这座古老的圣殿在改革以来的几个世纪里发生着一系列的变化。1598年，在教堂前部建了一座洗礼坛，同时也用作圣餐桌，使得这一片空荡的大堂里凸显出一个中心。1853年，在大堂左前部位添置了一座布道台（Pulpit），半悬在空中的小包厢式的布道台依附着一座立柱而建，由一座小扶梯与地面连接，使布道者在“人人皆祭司”的会众中间处于一个高出众人的突出位置。在教堂东端，原先供奉台的山墙上有三个并列的长条形巨大窗户，约有三层楼高；1933年，这些窗户被重新配上了彩绘玻璃，由著名瑞士艺术家加柯美蒂（Augusto Giacometti，1877-1947）制作，鲜艳精美的圣母圣婴彩图和其他的人物图案一反当初反圣像运动的宗旨，让来此寻觅清教踪迹的人难免心头一怔。在教堂北面主入口的门廊，保留了当初建堂时的罗马凯旋门式的拱门和饰柱，尤其抢眼的是那两扇巨大的门扉和周边的门框，全由青铜铸就，上面共有四十二方画面，铸着圣经人物故事和圣经语录，是由德国艺术家芒赫（Otto Munch，1885-1965）创作于1950年的作品。1960年，大教堂重新装上了管风琴，把音乐带回了圣殿，错落有致的古铜色琴管，几乎占据了教堂西侧二楼的整个空间。1990年，在大教堂前端、原先祭台的中部设置了一个花坛，长年供养着鲜花，极具装饰性，也象征着生命的生生不息。在基督纪年的第三个千年开始之际，大教堂在时隔近五百年后重新点燃了一支长明蜡烛，（注6）烛光作为神圣精神的象征回到了这座千年圣殿······

十六世纪的苏黎世大教堂，见证了当时的宗教改革。近五百年以来的大教堂，则见证了改革后的历史变迁。历经沧桑的苏黎世大教堂，具体生动地记载了苏黎世人在寻求人生意义的道路上所留下的足迹。所有这一切，作为历史进程中的环节，是特定的历史文化潮流冲刷的结果。苏黎世大教堂当初在新教改革中的剧变可谓是走向了极端，而一切真正走到了极端的事物，要再走下去，则难免出现“回归”（所谓“regression”）。然而，这种回归并不等同于简单的复旧，它是在对问题的认识得到深化的基础上所采取的行动。我曾就苏黎世大教堂的历史性变化的问题向西格列斯特牧师（Pastor Christoph Sigrist）请教。他引用茨温利的话作答： “教会应该不断地自我改革，以适应民众”。不过，他又补充道，“但有些人还是反对这些变化，因为不合乎改革的传统”。这两者显然相悖：究竟什么是“合乎改革的传统”？---- 是保留茨温利的改革所创建的“传统”？还是将“不断地自我改革”的“传统”发扬下去？

徜徉于          苏黎世大教堂和当年的修道院之间，翻阅着欧洲宗教改革的历史，深感基督教传统的丰富，而新教改革这一章的情况尤其错综复杂。讨论新教改革，人们总是倾向于聚焦马丁·路德；要说得宽一点，则会提及卡尔文在日内瓦的改革，将其作为改革教会（the reformed church）的典范；要说得“全面”一点，则会加上英国国教（圣公会），把它作为宗教改革中较为保守的一例。至于苏黎世，人们则往往将它归于改革教会的一脉，不作细究。其实，要深入认识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撇开苏黎世的新教运动是难以“全面”的。首先，茨温利在苏黎世的新教改革开始得较早，又在教义、仪式和组织上都有所突破，而且（算上布灵格尔时期）前后经营了好几十年，对整个改革运动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同时，在所有具有实质性影响的各个改革派别中，苏黎世的改革来得最为激进，推进得最为全面而彻底，因而更为突出地体现出新教改革的本质和追求。尽管，由于种种原因，苏黎世的新教改革未能发展成为广泛流布的宗派，但它还是建立了自己的大本营，形成了传承至今的传统。而且，由于苏黎世宗教改革的激进性，它在宗教实践方面的特点与其它教派形成强烈反差，将它们做一比较尤其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于宗教改革的认识。

如果我们将十六世纪欧洲宗教改革时期基督教新教的四大主要宗派与罗马天主教并列，依据各方在恪守传统与立意改革之间作一排序，可以得出一个从保守到激进之间的序列。（注5）其中，罗马天主教当然是最为保守的，它的教皇体系和繁文缛节是“保守”的代称，它是宗教改革的敌对面。在新教方面，最为保守的是英国国教；在很大程度上，当时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简直就是由英国国王取代罗马教皇；虽然英国国教在教义上体现了新教的思想，但在仪式和组织层面上的改革则很有限。其次，轮到路德宗；路德提出了明确的“因信称义”的改革教义，并在仪式和组织层面采取了实质性的改革，但路德宗的信仰实践在不少方面仍然与天主教传统相叠合，包括具有神秘主义色彩的圣餐仪式和主教制度等。再次，就是卡尔文宗；卡尔文在日内瓦的宗教改革到1530年代中期才开始，起步要比路德晚了近二十年，但他比路德要来得激进，更加追求原始基督教的传统，强调不可知的“上帝先定论”，并以倡导清教原则著称。相比之下，在改革道路上最为激进的还是茨温利开创的苏黎世教派；如前所述，苏黎世无论在教义、仪式和组织的改革方面还是在反圣像运动方面都走得最远。

如果借用黑白颜色作比喻来表示上面的序列，那么，罗马天主教就是黑色，圣公会是深灰色，路德宗是中灰色，卡尔文宗是浅灰色，苏黎世教派是白色。在黑白对比之下形成的反差最为强烈，最能够显示出传统天主教和改革教派之间的差异，这也是我们了解和认识苏黎世的宗教改革的意义之一。

这种存在于教义和宗教实践中的差异性，同样十分突出地见之于各个教派的教堂，尤其是大教堂。（注8）改革以前，在罗马天主教的一统体制下，各地大教堂的内部陈设情况有较多的相似性。改革期间，因为各个改革教派对于教义和教会制度理解上的差异，以及在宗教仪式方面的规定不同，各自对传统教堂也做出不同的处理，使得教堂内部的陈设和布置面貌各异。在此，借韦伯所谓“理想典型”（“ideal type”）的概念，将经历过宗教改革的各派“典型”大教堂做一个大略的比较也很有意思。传统天主教的大教堂，一般都会供奉着耶稣（以及天使、圣玛丽和其他圣人）的种种偶像，有多种形制的十字架以及其它种种宗教象征符号，有祭坛、祭器、烛台等祭祀器物和用品，有管风琴之类的乐器，有彩绘玻璃窗、壁画等宗教性和艺术性的装饰。由于英国的宗教改革的性质，其大教堂在改革中并没有大的变化，与天主教的大教堂的内部大同小异。通过反对圣像运动，路德宗的教堂去除了偶像和一些过分繁复的装饰，大大简化了内部陈设，但仍保留了最主要的信仰象征物十字架，以及用于仪式的祭坛、烛台、乐器，等。比起路德宗，卡尔文宗的清教改革更为激进，更强调《圣经·新约》中的教会传统，其教堂的内部陈设更为简化，装饰性和仪式性更为减弱。然而，在追求初始基督教的简朴性（simplicity）方面走得最远的还是苏黎世教会，茨温利在改革高潮中的激进举措曾使得苏黎世的教堂变成一座座空空如也的大房子，这一传统至今仍为苏黎世诸多的老教堂所印证。（注9）就苏黎世大教堂而言，尽管有了一系列“回归”的举措，还是要比日内瓦的St. Pierre大教堂（卡尔文宗的经典教堂）更为简约。

其实，所有基督教的教堂，无论大小繁简，都被认为是“上帝的圣殿”或“上帝之家”（所谓“God’s House”），是人们敬拜上帝，与上帝沟通交流的地方。经历了宗教改革后的教堂陈设如此多样化，当然是这场改革的直接后果。从另一方面来说，改革各派虽有共同或相似的追求，但在具体行动上的差异是十分大的。毕竟，宗教改革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是各个教派在各自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通过一系列宗教、政治、军事、文化方面的较量、争斗和妥协的结果。所以，要认识基督教和宗教改革，必须怀着一种相对的、探讨的态度，细致地了解和分析具体情况，不可将宗教改革一概而论，不可将新教各派一概而论。

新教改革的历史意义非常重大，麦库洛克认为，“如果没有对新教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的认识，任何人都不能声称他对现代基督教，甚至整个现代西方文明有确切的理解。”（注10）新教改革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是多方面的。从宗教社会学和组织社会学的视角来看，通过宗教改革来认识基督宗教作为一种信仰体系和组织机构的发展情况，同样是十分有意义的。

 
（马丁路德在一个欧洲教堂前的雕像）

与其它许多宗教一样，基督教的根本目的在于寻求生命的意义。基督教教义为人们提供了一套理解人生意义的信仰，满足了人们这方面的目的；基督教会的建立，为信徒们实践信仰提供了渠道，成为达到目的的重要手段。在早期基督教会还是非法组织、入教者备受迫害的情况下，因为有信仰的支撑，多少基督徒面对屠刀也在所不辞。于是，便有了菲利克斯和莱古拉这样死而不亡的殉道者。在早期基督教史上，殉道者前赴后继、屡杀不绝，凸显了人生信仰的魅力。

然而，当基督教于四世纪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以后，情况有了根本的改变，基督教由一个受迫害的弱势群体，一跃成为当权者支持和依仗的官方宗教。罗马帝国灭亡后，在长达千年的中世纪，基督教会更是与政权紧密捆绑，得到了全面系统的长足发展，形成一统欧洲的基督王国（Christendom）。随着神学的理性化、仪式的常规化和组织的制度化，基督教的机构越发强大。此时的基督教会与使徒时期的教会相比，可谓天壤之别，产生了实质性的变化。正如韦伯指出的那样，在这样一个高度制度化的机构，其上层或既得利益者们将越来越多的资源（人力、物力、财力、时间，等）用于机构本身，或者说，用于维护教会（包括教会当权者或既得利益者）的权威和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广大信众已经不再是教会存在的原因和目的，而作为机构的教会已经由当初的手段转变成了目的。伴随着这种转变，教会的权力也越发膨胀，直至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对于一切敢于对教会说半个“不”字的人，不惜以火刑置之于死地。“绝对的权力意味着绝对的腐败。”到了中世纪后期，甚至“信仰”也沦为教会用来谋财夺利、实践腐败的幌子；甚至教会的职位也可以通过买卖和交易来获取。当一个教会由成批的买得“圣职”的人员来“经营”时，这样的教会还有多大的“神圣性”呢？这样的教会又怎样能够长久维持下去呢？！

宗教改革可谓是一场全方位的社会改革运动。它不仅催生了一支名为“抗议者”的新教队伍，而且也给深陷于腐败和危机之中的罗马天主教会带来了新生。人类历史上罕见的马拉松式会议 ---- 罗马天主教的托兰特公会议（The Council of Trent），从1545年12月开幕到1563年12月闭幕，成为天主教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这次会议的重要任务之一是为了“反对（新教）宗教改革”，而更主要还在于以“内部整饬”的形式针对天主教会自身的改革。整个会期前后延续十八年，足见其积重难返的程度。

值得玩味的是，早在新教改革之前，“十六世纪初，西方教会（即罗马天主教会）中任何一个有身份的人都在大声疾呼 ---- 必须改革！”（注11）也就是说，天主教会的要员和上层早就十分清楚，教会内部腐败严重、危机四伏，非进行改革不可了。正如马克斯·韦伯在《宗教社会学》对世界性宗教研究之后所警示的那样：历史事实证明建立宗教组织的努力经常会导致整个群体关注目标的改变。渐渐地，或许是必然地更多的组织资源—包括人力资源、时间、资金等—被用于维持组织本身。该组织最初关注的使命 — 如维护个人和群体神圣的经验 — 其重要性则逐渐降低。这些组织倾向于用更多的精力来保证自身的存续，而非言明其创始人的观念。韦伯的理论展示了由于组织结构怠惰给宗教本身所带来的风险，特别是在精神方面的问题。正如历史所展示的那样，一些宗教组织不断地与机构性懈怠与萎靡斗争，这些组织体现了一种内部灵活性，足以抵制常规化的僵硬影响。在韦伯看来，这个过程要求与宗教创始人精神能量的深层次相接，或称为“卡里斯马的复活”。（注12）而新教改革的酝酿、发展乃至最后的完成则是宗教本身通过变革而获得复兴的一个好的例证。

（二〇一一年元月 改定于复旦大学）

 本文写作过程中承蒙苏黎世大学Christoph Uehlinger教授和苏黎世大教堂Christoph Sigrist牧师诸多帮助，谨此致谢。

注释：
1.MacCulloch, Diarmaid. The Reformation: A History. London: Penguin Group, Viking, 2003. 参见“Introduction”。
2.参见《维基百科》英文版（Wikipedia）“Huldrych Zwingli”词条。
3. 在主张神职人员可以结婚这一点上，路德和茨温利高度一致，并且都身体力行。脱下修士袍的路德很快便与一位退出修道院的修女结了婚。
4.MacCulloch, Diarmaid. The Reformation: A History. London: Penguin Group, Viking, 2003. P. 142。
5.MacCulloch, Diarmaid. The Reformation: A History. London: Penguin Group, Viking, 2003. PP. 171-2。
6.虽然十年前大教堂仅仅点燃了一支蜡烛，但有人认为此举违背了茨温利开创的改革教会的精神，并因此而愤然离开教会。
7.通常讨论宗教改革时期的新教为三大教派，本文将苏黎世教派独立门户形成“四大主要宗派”，目的在于强调苏黎世在宗教改革中的地位和特点，以便进行更为丰富有序的比较。其实，在宗教改革时期，改革派的教派非常繁多复杂，不此详论。
8.我们只能就十六世纪受宗教改革“洗礼”的新教各派的“典型”教堂与当时天主教“典型”教堂作大略的比较，以期加深我们对新教改革的认识。宗教改革以后，各教派对于教会和宗教实践的规定都有变化，这些变化也反映在教堂的建筑和陈设上，使得不少新建教堂失去了历史的“典型性”，不便比较。
9.尽管苏黎世大教堂有不少“回归”的现象，但仍有一些苏黎世教堂至今还保留着宗教改革时代的风貌。我们在苏黎世期间曾在圣彼得教堂（苏黎世四大教堂之一）参加了一个婚礼，教堂内除了一座布道台、一个花坛和一排排座椅可谓一无所有----没有十字架等基督教的符号和标识，也没有建筑结构以外的装饰。
10. MacCulloch, Diarmaid. The Reformation: A History. London: Penguin Group, Viking, 2003. 参见“Introduction”。
11.MacCulloch, Diarmaid. The Reformation: A History. London: Penguin Group, Viking, 2003. P. 148.
12.参见Max Weber, The Sociology of Religion, 第145页。在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一书中，哲学家William James 描述了宗教组织发展之后如何与其创史人理念的背离。

文中配图取材自Pixabay.com 

原载自世界宗教文化2012年第03期，本平台蒙允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