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活字印刷源流之考证

阿信按：
宋毕昇发明活字印刷,中国是活字印刷术的最早发明国，对此学术界没有异议；然而，毕昇发明活字印刷之后，一直到1840以前，活字印刷从未在中国大规模的使用过，对此学术界也没有异议。西方古登堡发明活字印刷与中国活字印刷之间的关系，学术界意见纷纭。笔者机缘凑巧，受心和基金会秘书长伍松兄影响，从2013年开始关注此一课题，终于在2017年写出此文。笔者坚信中国发明辉煌的过去，但从1453年全球化兴起以来，处处落后于西方，其原因及其复杂，有待继续深入研究。本人今日重发此文，盼望有兴趣的朋友继续投入研究。

此文为2017年为纪念宗教改革500周年“宗教改革与社会转型”论坛而作，原名《新教传入与中国近代活字印刷术的兴起》，后全文选编于《黑暗之后是光明——纪念宗教改革五百周年与华人教会前瞻学术研讨会文集》。

去年是宗教改革500周年，和新教传入中国210周年。1807年，马礼逊来到中国被史学界公认是新教入华的开始。新教入华之后，对中国现代活字印刷的兴起和发展，影响至大至巨。然而学界在这方面的关注不多，社会大众，包括基督教内，更是全无所知。

2013年夏，我的好友、心和公益基金会秘书长伍松先生给“立人研修班”学生讲授《道德经在说什么》期间，齿及“阅读的历史”，我第一次听说宋毕昇发明活字印刷之后，其技术从未在中国大规模的投入使用。而直到清末鸦片战争前后，中国流行的一直是雕版印刷。

我初中学历史，就以中国四大发明及《梦溪笔谈》中记载的活字印刷为荣。听伍松先生一席话，犹如当头一棒，或冬天冷水浇背，从此此一问题引发我极大的兴趣：伍松先生所说是否属实？如属实，缘由何在？中国现代活字印刷术源流，又何在？

此一问题横亘心间，遂时时留意。2015年，我购得美国传教士、哥伦比亚大学中国语言系教授卡德博士所著《中国印刷术源流史》，其后又阅读《马礼逊回忆录》、《以至于死——台约尔传》等书，遂对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为何没有在中国大规模使用之原因，及1807年新教传入对中国现代印刷业产生的革命性影响，其源流和脉络有大致清晰的理解。

今年新教改革500周年纪念，和新教入中国210周年，感谢大会的邀请，我这里举其大略，就“新教传入与中国现代活字印刷术的发展”说明如下，请与会各位学者指正

一、毕昇发明之活字印刷从未在中国大规模使用的原因：

宋毕昇发明活字印刷,中国是活字印刷术的最早发明国，对此学术界没有异议；然而，毕昇发明活字印刷之后，一直到1840以前，活字印刷从未在中国大规模的使用过，对此学术界也没有异议。

最先研究中国印刷源流史的卡德博士，早年是来中国的传教士，后在哥伦比亚大学授课，在其《中国印刷术源流史》中说：

活字印刷，创自中国之毕昇，此十一世纪事也。元代以木刻字，进步多多。十五世纪，高丽推行之，不遗余力，宣扬文化，获益匪轻，而后传至中国日本，然民间用之绝少。至十九世纪中，复告终止，盛行雕版印书。至最近始采用西方铅字排印。远东各国之文字，颇不宜于活字印刷，而首先使用活字印刷者，乃为远东各国，亦奇谈也。[1]

出生于江苏泰州，毕业于金陵大学，后来去芝加哥大学进修和教书，并受李约瑟教授邀请，编著《中国科技史》系列中《纸和印刷》分册的钱存训教授，在其著作《中国纸与印刷源流史》中有论证：

雕版印刷一直是中国传统印刷使用的主要方法，直至西方现代印刷术在中国流传，才被替代。活字印刷既然早在11世纪中叶既已发明，为什么在中国未能更广泛的应用？其最重要而明显的理由，是由于中国文字由表意符号组成，以中国文字进行任何一种篇幅较长的写作，必须使用数以千计且各个不同的汉字。印刷时每字需要几个活字，较常用的字甚至需要二十个以上。一套汉文活字中至少要制备二十万个活字，并不罕见。由于需要的活字数量过多，遂使利用活字印刷中文的实际可能性大受影响。

另一重要的因素，活字印书对于一部书只印两三本时既不简单，又不容易，而在刷印成百上千本时则非常迅速。刷墨及覆纸并在纸背刷印，只占使用活字印刷全部工力的较小部分，而其主要工力则用于检字排字，以及印毕后拆版，将活字归还原处以备再用的程序。因此活字印刷只适用于大量印刷时，才能显出其特色。

过去中国的印书每次仅刷印数十部，即将书版搁存，若有需求，可随时将书版取出重印，极为方便。这种方法可免将印就的大量成书积压，造成资金的冻结。所以，在中国的传统书业中，雕版印刷一向占有优势。

在资金方面，活字印刷的不利条件，在于初始投资更为巨大，需要制造大量的活字，较诸雕版印刷只需以少量投资购买木板及雇佣刻工，显然处于劣势地位。

更有甚者，学者要求印本文字正确无讹，书法娴雅不俗。活字印刷常不能满足这种需求。雕版印刷常能创造书籍的字体及格式上的多种不同风格及效果，印成的书页因而可以超逸脱俗，以具有独特的风格与美感，这是单调一致的成套活字所不能及。

金属活字更有另一大缺点是不易着上中国的水墨。陶泥及瓷活字更因在焙烧过程中产生膨胀收缩，造成字体大小不一，因此排出的版面不齐。凡此种种，都造成活字印本在美感上的缺陷，使活字印刷不为读者喜爱。

综合上述各种原因，活字印刷的发展与改进在中国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中国的文字创造了活字印刷，而中国文化的特点又使活字印刷难以在本国取得长足的发展。[2]

明末天主教传入中国后，天主教传教士也是采用雕版印刷方式印刷书籍。1807年新教第一位传教士马礼逊来中国，直到1815年前，他也是采用雕版印刷的方法印刷圣经。但他后来慢慢认识到发展中文活字印刷的重要性，终于在1815年印刷《英华词典》时，采用活字印刷。

二、马礼逊采用活字印刷的缘由和实践

米怜（William Milne）是伦敦会继马礼逊之后派往中国的第二位宣教士，是马礼逊最重要的同工。在《新教在华传教前十年回顾》中专门用第十七章整整一章的篇幅论述：“中国印刷术的概况；对于传道事业的适用性；其优点和不足”等等。各位有兴趣的可以看看。该书第106页说：

在我们开创传教工作的100多年以前，天主教传教士就已经采用这种方式（指雕版印刷）印刷出版书籍了；因此，不必怀疑使用与中国普通书籍同样的方式来印刷传播基督教书籍的可行性。但是，传教工作初期阶段面临的主要困难是中国政府的提防、迫害和嫉妒，以及（传教士）缺乏当地生活经验。前一困难使得印刷基督教书籍非常危险，而后者则大大增加了印刷的成本。[3]

由于当时中国对外封闭，因此伦敦会给马礼逊的“书面指令”中并没有要求他直接传福音，而是：“一是你可编纂一部中文词典，要超过以前任何这类词典；二是你可把圣经翻译成中文，好使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能够直接阅读中文圣经。”（《马礼逊回忆录》第025页。）

由于当时清廷不允许商人之外的任何外国人留居中国，马礼逊来到中国之后，为设法留下来，在东印度公司做了一名职员。他默默学习中文，编写《英华词典》，翻译圣经，尽可能地谨慎，不与中国人交往。

他当时必须交往的中国人主要是印刷工人，因为他希望把翻译出来的中文圣经印刷出来。他来中国发现，中国民族非常尊重知识、尊重图书，固然外国人不能公开地传福音，但可以利用图书这个媒介，把福音传往整个中国。这就是新教传入中国之后，第一个受洗归主的中国人蔡高，第一位华人牧师梁发都是印刷工的原因。

一方面，为外国人印刷圣经当时风险极大，随时面临官府的搜捕，而雕版体大沉重，不便携带和隐藏。为马礼逊印刷圣经的工人就发生过因躲避官府逮捕，匆匆毁版的情况。工人把刻制好的雕版私藏在暗处，还发生过被白蚁虫蛀，无法再用的情况，这样高风险的工作，加之中国人的欺诈和不守信，使得印刷圣经的工作不仅成本奇高，而且屡屡受挫。因为这些原因，马礼逊甚至想出自己学习中国式印刷的主意。《新教来华传教前十年回顾》第107页记述说：

1809年，当《使徒行传》准备付梓时，他取得一套雕刻工具并开始自己刻版。但他很快就发现，他无法兼顾这项工作与其他更重要的任务。单单一本《使徒行传》也许就需要一名熟练工人大约200个工作日来完成，而且其间不做任何事情……因此他别无选择，只有雇佣中国工人，尽管他知道这样以来对工人和他自己都会带来巨大的风险。

马礼逊尝试中文活字印刷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雕版印刷不能很好地与西方活字印刷相配合，不仅工序非常麻烦，而且印刷效果很糟糕。1814年，《英华词典》编纂完成。为了印刷这本书，这年7月，英国东印度公司专门派印工汤姆司（PeterPerringThomas）来华，成立东印度公司澳门印刷所。由于这本书需采用中英文夹排，他们在印刷工艺上遇到了一个极大的困难，即如何将汉字和罗马字母结合在一起印刷。

用雕版和西方字母活字结合印刷出来的东西质量太差。这时，马礼逊已经看到印度的塞兰坡（Serampore）[4]浸礼会布道站用铸模浇铸的汉字印成的书，这给他很大的启发，决心开始尝试中文活字印刷。

马士曼（Joshua Marshman），又译为马希曼，英国浸信会传教士。1799年，受有“近代宣教士之父”之称的威廉·卡瑞（William Carey）的影响，和威廉·华尔德（William Ward）来到印度，组成新教宣教史上非常知名的塞兰坡三人组。

大约在1806年左右，马士曼和出生在澳门的亚美尼亚籍传教士，曾在澳门居住，熟悉中文的拉沙（Joannes Lassar）合作，开始把圣经翻译成中文。马士曼、拉沙的《圣经》翻译，肇始于19世纪初新设立的英印学院和英国浸礼会差会的一项雄心勃勃的《圣经》翻译计划：该计划准备将《圣经》翻译成全部东方语言及印度的所有土著语言。他们最早翻译《马太福音》，1810年在塞兰坡用中国雕版印制。1811年出版的《马克福音》也采用雕版印刷。

1813年，两人翻译出《约翰福音》，取中文名《若翰所书之福音》。《约翰福音》采用铅字活版印刷。从现在的史料来看，马希曼和拉沙的这本《若翰所书之福音》，实际上是近代应用铅字活版印刷技术印出的第一本中文书籍。

估计马礼逊当时看到的就是马士曼印刷出的《约翰福音》。通过对比，他发现用铅字活版印刷出来的圣经，不仅字型美观、清晰，持久耐用，而且省却了传统雕版印刷的诸多不便，可以随时根据需要增删字词，并可多次和大量地进行印刷。而且据马士曼介绍，成本也大约只有雕版印刷的三分之一。马礼逊和汤姆司大受启发，最终决定采用钢铸模来浇铸活字柱体，再雇佣当地工人在表面刻字。他们这种方式出乎意外地获得了成功。

1815年夏天，在中国，一名为《英华字典》制作金属活字的中国人处事不慎，在临近官府衙门的地方召集了大量工人。这件事一度引起了紧张……也招致了500西班牙银元的损失。负责保管《新约》12开本印版的人一听到迫近的危险，害怕会殃及自身，在一阵恐惧中销毁了大部分的版片。

为了躲避清政府的逼迫，1815年，米怜在马来西亚的槟城建立马六甲传教站和英华书院。不久，他们就从中国购买了用上述方法制作的约10000个活字，并按照《康熙字典》的原则，将活字排放在字盘中。但是由于数量少，而且需要熟悉汉语的人来拣字排字，他们发现用这种方式印刷需要大量不同汉字的书籍时，过于耗费时间。但用于印刷零星杂件和及时性的印刷品，如报纸、传单等时，非常便捷。米怜编辑的《察世俗每月统计传》中的新闻专栏有时就用活字印刷。

1817年，受伦敦会派遣，印刷工出身的麦都思（Medhurst Walter Henry）来到马六甲，协助米怜负责英华书院的印刷事业。历时九年之后，1822年，《英华词典》印制完毕。这时马礼逊已经认识到，中国印刷的解决之道，在于活字印刷，而且工艺必须改进：由工人一个一个地刻制活字，改为铸造活字。

1824年，马礼逊利用回国休假的机会，呼吁必须改善中文印刷，研究中国活字铸造。1825年，他在伦敦会教三个学生汉语，并成功地把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活字印刷难题的呼召传递给自己的学生台约尔。

三、台约尔：中国现代活字印刷业的奠基人

现代中文活字印刷必须攻克的关键难题是铸造活字的工艺，这一难题由马礼逊的学生、伦敦会传教士台约尔（SamuelDyer）攻克。关于台约尔攻克“中文活字铸造”难题的过程，美国独立学者、波士顿郊区华人圣经教会师母陈一萍所写《以至于死：台约尔传》，及论文《台约尔与中文活字铸造》，[5]已有详尽的表述，我下面简单介绍：

台约尔,是继马礼逊、米怜、麦都思之后，伦敦会差派的第十四名传教士,他也是中国内地会创始人戴德生的岳父。1804年生于伦敦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医院，父亲台约翰是军医院的秘书长，及伦敦会理事。

1822年，希望成为律师的台约尔考入剑桥三一学院学习法律。
1823年，读伦敦会单张《追思小册》“全为基督，全为中国的灵魂得益”，他想起《启示录》12章11节“弟兄胜过它，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大受震动，决定放弃法律学习，献身海外宣教。1824年，台约尔从剑桥三一学院退学，加入伦敦会。同年夏进入高士坡神学院学习神学和中文。
1825年，前往伦敦市奥法（AustinFriars）的伦敦会总部随马礼逊博士学

习中文，还到巴氏印刷厂（Bagster’s Printing office），观摩从打造字模，到铸造活字的方法。期间，他与同学算出马礼逊与米怜合译的中文圣经《神天圣书》，从创世记到启示录的987300个字中，有3600个不同的常用字，以此估算铸造一套中文字所需的费用。

他按西方活字铸字的方法，向伦敦厂商询问了价格，并两度在《传教杂志》上投稿：“论中文金属活字”与“中文金属铸字之费用”，并呼吁奉献。因此，当台约尔住在伦敦期间，学习中文与改进中文印刷已经成为他的两大目标。

1827年8月8日，台约尔与新婚妻子谭玛丽（Maria Tam）抵达马来西亚槟城。随即将他在英国曾眼见，但未亲手操作的木刻铅铸活版技术，与中国文字特色相结合，进行木刻铅活字的铸造。

1828年2月，台约尔按照1826年他在英国所计算的圣经3600个中文字，请他的中文老师在槟城写好其中700个字样，又算好每一个字样应刻的个数，寄到马六甲，以便刻工在木板上刻字。然后送回槟城检查后，再寄往英国，由木刻雕版制成字范，经泥土制成字模，再浇铅铸版，最后锯成铅活字。待英国伦敦会将铸好的木刻铅活字寄回槟城，台约尔再以《康熙字典》为蓝本修整字形，使之对称均匀。

与此同时，台约尔认为木刻铅活字只能是暂时性的，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打造字范以铸造铅活字。1832年11月6日，他在给伦敦会理事会的信中，附了一篇“On Chinese Metal Types”的手稿，后经马礼逊隆重推荐，裨治文（E.C. Bridgman）做编辑，以《台约尔牧师论中文金属活字》的题目，发表于1833年2月份的《中华丛报》。台约尔在文中指出：

当时从事中文金属活字生产的，有三处——广州、马六甲及雪兰莪[6]，都以手雕方式进行；但是，每次印刷新的出版品，都需要在坚硬的金属面上重新雕刻不足的字，这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效果也不理想，刻出的字既不美观，也不像中文，因此，无论印圣经或小册都不可取；还不如采用木刻铅铸活字的方式。然而，从伦敦寄来的实验性木刻铅活字，虽然相当成功，缺点是：这些活字仅能使用大约五至七年……

因此惟有按照正规的活字制作方法，由打造钢质字范开始，经翻印铜质字模，最后再铸成铅活字，才是一劳永逸的做法。他肯定地说：“字范是永久性的基础；只要造出一个‘之’字的字范，就可以无限地造出这个字的活字，以供应马六甲、广州、英国或任何地方的任何活字需要，其他不同的字也是如此……”[7]

1833年7月，马来西亚槟城酷暑难当，台约尔雇佣了几个工人，在自家的院子里，屋外墙边，搭起一个简陋的棚子。他挥汗如雨，从打造钢质字范，到翻制铜质字模、到铸造铅活字，都亲力亲为。台约尔的继任者戴伊文（Evan Davies），曾眼见他铸字的过程，写道：

每一个字范，都是他用手放入火中锻炼的；每一个字模，都是在他眼前打造、由他监督完成的；甚至金属活字的合金成分也是他亲手调制的。他所造的中文活字，完全是中国风格的，这方面无人能与他相比。

1835年9月，台约尔搬家到马六甲，负责英华书院的印刷出版。木刻铅活字在槟城已经完成，他在马六甲的事工重点，就是铸造中文金属活字。因铸字工作十分精细，工作进展缓慢，为了取得伦敦会的理解，台约尔写信说：

因为制作字范的过程非常精细，一个人一天只能打造出一个字范；目前，只有四个人的技术能造出完美的字来，这是必须的。

1338年3月，他给伦敦会写信汇报：

惟愿活字事工带给中国三亿灵魂莫大的祝福，能在印刷上，省下不少花费和时间，我们花两三天功夫排版，木刻雕版却要花去一个月时间。我从未怀疑神对中国美好的旨意，但能眼见这美意一步一步地展现，仍是极大的喜乐。

伦敦会宣教士麦都思，宣教前就是资深印刷工。1838年6月，他去法国参观巴黎铸字专家勒格朗（Marcellin Le Grand）的印刷所。参观结束后，他大力支持台约尔的工作，建议伦敦会再支持台约尔打造一套小字体中文活字。这样，伦敦会就能拥有三种不同大小的中文活字，使得所印的书有不同的变化，也可在正文之外，穿插注解与注释。

1842年2月26日，台约尔一家抵达新加坡，负责新加坡印刷所出版事宜。他把所有铸造活字的设备携往新加坡，与施敦力·约翰兄弟（John Stronach）等一起从事铸字印刷，且以铸造中文小字模为主。麦都思看见台约尔铸造的中文活字，异常赞赏，说：“我所见过的中文活字，还从来没有能超过你的。”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开放门户。台约尔终于踏入中国的土地。1843年7月，台约尔与施敦力兄弟前往香港，参加两个历史性会议：一、来华宣教士联合大会；二、伦敦会宣教士会议。由于麦都思和台约尔是当时来华宣教士中资历最深的两位，因此分别获选为两个大会的主席和书记。未料，因体力严重透支，台约尔突发热病，以三十九岁的英年，在澳门与世长辞。临终，他重复好几次：“宝贝耶稣！赞美耶稣”，终于实现了他献身中国宣教，“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的誓言。”

自1828年初抵槟城，到1843年病逝前，台约尔自槟城、马六甲至新加坡，积16年艰苦卓绝的努力，以常人难以想象的辛苦与坚忍不拔，累积的大小活字字范，分别为1540个与305个，共1845个。

1843年11月17日，距离台约尔去世不到一个月，上海正式对外开埠。12月23日，麦都思使用从巴达维亚（今印尼首都雅加达）运去的印刷机，与台约尔所制造的铅活字，于老上海东门外，成立伦敦会印刷所“墨海书馆”。

“墨海书馆”是中国近代第一个现代化的印刷厂。其最早所印的《马太福音书》用的明朝体一号字，即是台约尔所铸造的大字体铅活字，不足之字补以木刻。

1847年，被尊称为清末中国第一报人、第一位报刊政论家，在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变法图强、最早提倡废除封建专制，建立君主立宪，“与众民共政事，并治天下”的王韬先生到上海探望父亲，顺便走访当时文明十里洋场的“墨海书馆”。麦都思携其两个女儿亲自接待来客，并用葡萄酒招待。王韬后来写道：

时西士麦都思主持墨海书馆，以活字版机器印书，竞为创见。余特往访之。后导观印书，车床以牛曳之，车床旋转如飞，云一日可印数千番，诚巧而捷矣。书楼俱以玻璃做作窗牖，光明而纤翳，洵属玻璃世界。字架东西排列，位置悉以字典，不容紊乱分毫。

在墨海书馆，王韬还结识美魏茶、慕维廉、艾约瑟等伦敦会传教士。1848年，王韬父亲病故。他受麦都思邀请来上海，到墨海书馆工作，协助麦都思翻译圣经。1854年8月26日，王韬由伦敦会传教士施洗，正式成为基督教徒。

与此同时，施敦力·亚历山大（Alexander Stronach）全家于1844年6月迁新加坡，由他监督台约尔所雇佣的葡萄牙工人，继续打造字范的工作；1845年完成的大小字范，累积到3041个。

1846年5月，伦敦会结束新加坡宣教站中文事工，英华书院迁往香港。他携带印刷机和已经完成的字范3891个，到香港继续活字铸造。胡国祥先生在《近代传教士出版研究》第59页说：

戴尔（台约尔）在中文活字制造史上具有重要历史地位。他第一个对汉字的使用进行了研究，从使用频率入手解决了减少汉字字模的问题；他也是第一个完全使用欧洲活字印刷的原理和正统工艺铸造中文活字的人。可以说他的工作结束了从马士曼开始的各种中文活字制造试验，这也是与他的长期不懈努力分不开的。

从1826年研究马礼逊的中文圣经开始，到1843年去世，戴尔整整用了17年的时间，如果到1846施敦力兄弟完成他的未竟事业，则是整整20年。施敦力兄弟后来的工作主要是在香港完成的，人们因此把按戴尔的方法造出的活字称为“香港字”。香港字一出，其他活字都相形见绌，从1850年代初开始，香港字一直成为中文印刷市场上最主要的活字。

四、从美华书馆到商务印书馆

（一）宁波“花华圣经书房”到上海“美华书馆”

1844年1月1日，宁波对外开埠。1845年7月19日，美国长老会传教士柯理（Richard Cole）携带印刷机从澳门抵达宁波。

1845年9月1日，“花华圣经书房”（“花”指美国，“华”指中国）印刷所在宁波江北岸卢氏宗祠内投入使用。“花华圣经书房”的出版业务由出版委员会管理。第一届委员会由柯理、娄理华（Walter Macon Lowrie）、克陛存(CuBertson M．C)三人组成。三人均为美国长老会传教士。

1848年，柯理离开长老会，到香港加入英华书院，负责中文活字字模铸造和印刷工作。在完成两种字体的全部字模和第三种字体部分子模的铸造后，柯理于1852年回到美国，英华书院由伦敦会传教士湛约翰接任（JohnChalmers）,和容闳一起留学的中国人黄胜做助手，印刷的同时制造活字。《近代沪港双城记》第120页中说：

英华书院在印刷事业上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铸造中文铅活字，英华书院供应活字给各地各类出版机构，远比其印刷品影响的范围更加广阔和深远。

英华书院对中国近代新闻报刊业的发展也影响巨大。1853年，英华书院出版香港近代史上最早的一份中文报刊《遐迩贯珍》。1873年，王韬和黄宽买下英华书院的印刷厂，在香港创立中华印刷总局，1874年创办世界上第一家华资中文日报：《循环日报》。

话题再回到宁波的“花华圣经书房”，柯理辞职之后，1853-1857年，书房由美国长老会传教士伟理哲（Richard QuartermanWay）负责。1858年，美国长老会差派姜别利(William Gamble)来华主持“花华圣经书房”印刷事务。姜别利早年曾在美国费城学习印刷，来华后，鉴于汉字字体复杂，字数繁多，且雕刻阴文字模，字体细小，镌刻困难，乃于1859年在宁波创制电镀字模。此法不仅大大减少了镌刻工时，而且质量甚佳，即使蝇头小字，也能雕刻。此后，姜氏将汉字按照西文活字规格，制成七种不同大小的汉文活字，由于这七种汉文铅字的大小分别等同于西文的七种铅字，从而根本上解决了中西文的混排问题。“花华圣经书房”在宁波开办十四年零四个月之后，1860年，迁移到上海，更名“美华书馆”。

1861年秋，“墨海书院”因为发现美华书馆已完全可以胜任和替代“墨海书馆”的印刷工作，于是把印刷设备出售给英国商人康普东（Charles Spencer Compton），其在1861年11月，创办了上海最早的中文新闻报《上海新报》。直到1872年《申报》创刊，《上海新报》都是上海滩唯一的中文报纸。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1858年签订了《天津条约》，1960年签订了《北京条约》。1861年1月，咸丰帝下旨同意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1862年8月24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下设京师同文馆，专门为朝廷培养外交人才。

1865年3月，经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和英国使馆参赞威妥玛（Thomas Wade）推荐，美国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A.P.Martin）受聘担任京师同文馆教习，教授英文。1869年起担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

丁韪良曾任宁波“花华圣经书房”经理，任职同文馆教习后，姜别利从上海送给他一批中文铅活字。在《花甲回忆》第208页，丁韪良博士回忆说：

目前金属活字在中国已经得到广泛的运用，但所有的铅活字都是出自外国人生产的字模，主要是由传教士们制作的。在同文馆开办之前，北京已经有了一个属于美国公理会传教使团的印刷所，我们的试卷就是在那里印刷的。

由于大学士文祥对于活字印刷的精美和工序的简便赞不绝口，我就把上海一位传教使团印刷师姜别利制作并送给我的一些铅活字转赠给了他。这便是同文馆印刷所的萌芽。

1873年，京师同文馆设立印刷处，使得京师同文馆成为较早采用西方近代印刷术的官办翻译、印刷出版机构。各地纷纷仿效京师同文馆设立印刷所，活字印刷取代中国传统雕版印刷，终于蔚然成风。

1898年，京师大学堂建立，1902年，京师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

1912年，京师大学同学改名北京大学。

（二）“美华书馆”到“商务印书馆”

1844年1月1日，宁波开埠。同年7月初，美国长老会传教士麦嘉缔（Divie BethuneMcCartee）夫妇抵达宁波。1845年，宁波“崇信义塾”（之江大学的前身）成立。这是一所男子寄宿学校，为吸引中国人进校读书，寄宿费、书本费、膳食费全免。

十多岁的宁波贫民子弟鲍哲才进“崇信义塾”读书。鲍哲才在学校信主，毕业后进入宁波“花华圣经书房”做了一名排字工人。1861年，姜别利带领鲍哲才等几名同工，将“花华圣经书房”迁往上海。鲍哲才对传教的热情高于印刷，后来在上海清心堂（亦称“上海长老会第一会堂”）做了一名牧师。

鲍哲才牧师有三子三女，全部就读于清心堂所办的“清心学校”。毕业后，三个儿子都进了“美华书馆”：长子鲍咸恩学刻字，老二鲍咸昌学排字，老三咸亨学印刷。咸恩、咸昌、咸亨三兄弟在“清心学校”还交了两个好朋友：夏瑞芳、高凤池。

夏瑞芳后来娶了三兄弟的妹妹鲍翠玉为妻。夏瑞芳别字萃芳，祖籍青浦，父亲是摊贩，在“清心学校”读书至初中就不得不辍学养家。当时“清心学校”的校长薛思培（John Alfred Silsby）介绍他到”文汇报》学英文值字，及后转到《字林西报》当值字部主任。

1897年2月17日，夏瑞芳、鲍咸昌、鲍咸恩、高凤池等人集资3750元，每股500元，创办商务印书馆，馆址设在上海江西路德昌里一个小作坊里。由于公司最初的业务主要是印刷商务文件，如簿记及传单等，鲍家大姐建议取名“商务印书馆”，英文“Commercial Press”。

商务印书馆创立时，美华书馆的负责人是美国长老会传教士费启鸿（George F. Fitch），他不仅没有干涉和阻碍几个学生的创业，反而对他们大力支持。

191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部部长陆费逵离职，创建中华书局。

1917年，原就职于商务印书馆，夏瑞芳心腹，后被中华书局挖去担任副局长的沈知方从中华书局出走，创建世界书局。

1927年，美华书馆停业，印刷设备全部盘给商务印书馆。

自1807年马礼逊来中国，鼓吹和试验西方现代活字印刷，几一百年过去，中国现代活字印刷业遂成燎原之势。

（此文为纪念宗教改革500周年“宗教改革与社会转型”论坛而作）。

附：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马礼逊回忆录》，马礼逊夫人编，广西省师大出版社，2004年6月出版；
2.《新教在华参加前十年回顾》，米怜著，大象出版社，2008年5月出版；
3.《以至于死：台约尔传》，张陈一萍、戴绍曾著，广西师大出版社，2015年8月出版；
4.《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名录》，（英）伟烈亚力著，大象出版社2013年7月出版。
5.《近代沪港双城记》，俞强著，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10月出版；
6.《花甲记忆》，丁韪良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出版；
7.《跨越三个时代的传教运动》，林治平、吴昶星主编，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2016年12月初版；
8.《东成西就》，罗元旭著，三联书店，2014年5月出版；
9.《中国印刷术源流史》，（美）卡德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9月出版；
10.《中国纸与印刷文化史》，钱存训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年5月出版；
11.《中华印刷通史》，张树栋等著，（台湾）财团法人印刷传播兴才文教基金会出版。
12.《近代传教士出版研究》，胡国祥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2月版。

阿信，2017年8月27日于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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