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同苏:信仰的搬运工——美国华人教会在中国福音运动中的角色

可以预见，在主后第三个千年里面，最大的历史变迁将是东西方的易位，而美国与中国恰好处于历史变迁的中心位置。只有在这一历史背景之下，才可能评定美国华人教会的位置，以及它与当下中国教会的关系。

 

在西方文化冲击的背景之下，中华文化自十九世纪中叶开始被迫实施全面的自我反省；从技术层次（洋务运动）开始，经制度层次（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到文化层次（五四运动，共产主义运动），中华文化在反省－尝试的过程中，逐级否定了信仰以下要素作为整体文化更新之基础的可能性，最终形成了这样一种公众文化意识：中国需要一个文化之上的超越支点，才有可能完成整体文化的更新。指向信仰，就打开了存在的最高层次，就在诉诸文化生成的最高渊源。只有基于信仰层次，一种文化更新才是全面的或整体性的。这种源于信仰的整体文化更新是中国重新回到世界历史之中心地位的前提。高过历史者，才能提升历史；将自身交托与至上者的，自身便由此而成为历史中的至上。中国的希望不在中国，中国的希望在于对上帝的仰赖。世界的中心是上帝，任何居于中心地位的文化仅仅是上帝主权的有形彰显。在中国的整体文化趋向于信仰的热潮里面，孕育着未来的世界中心位置。

 

美国既是西方现代文化的最后中心，也是基督教信仰在西方的最后堡垒。基督教与希腊－罗马文化的下衰期进入西方，在同期进入罗马帝国的数百种东方宗教中脱颖而出，成为西方文化的核心要素，以无形的超越力量，将崩溃中的希腊－罗马文化重塑为一种喷涌着极度活力的全新文化，达到眩目高度的西方现代文化仅仅是这一重生的最终结果。然而，被上帝恩典的罪人总是将恩典归于己力由此而背离上帝，西方文化一发达，就萌发了伪冒上帝的人本主义趋向；这一趋向的核心就是要将西方文化的存在置于其有形的自我之上，其表现形式就是唯西方主义与唯物质主义。西方现代文化的历史就是上帝恩典与罪人背叛的历史。一方面，在现代西方，文化中心一定同时就是信仰中心，这表明信仰的渊源一直都是西方现代文化发展的终极动力；另一方面，在西方现代文化中的转移过程里面，基督教信仰在文化中心地带的比重呈递减趋势，这显示了西方现代文化在逐渐偏离自身的终极渊源。美国作为当今西方的文化中心，仍然固守着基督教在现代西方的最后阵地；只要西方现代文化的中心地带还未绝断连接上帝的通道，西方现代文化就依然具有继续生存的动力。同时，美国作为目前西方的信仰中心，却是如此的物质主义和自我中心，以至再退一步，就是全然的否定灵性生命，就是完全弃绝上帝。绝对的西方主义与绝对的物质主义就是西方现代文化的死亡。不要上帝，就丧失了文化生存的基础；弃绝信仰，就失去了了文化发展的动力。无信仰的文化是死亡的文化。美国之后，现代西方不再有主导整个西方世界的信仰中心；后－美国时代将是西方现代文化衰败的时代。

 

世界历史中心位置由美国到中国的移交，不是现代西方化的又一次新的浪潮，在华夏的土地上，西方现代文化并不会发现另一个新大陆；也不是简单的文化交替循环，中国的崛起绝不是东方自身对西方复仇式的凯旋。在第一个方面，（1）西方化（或现代化）仅仅是有形文化的变更，由此，西方化的文化传递仅仅只会造就西方现代文化的附庸，而不会形成新的世界历史中心，日本就是最好的例证；（2）作为东方文化的原创中心，中华文化不可能进行自杀性的文化更替。在第二个方面，一个已经被战胜的文化，既不可能凭借自身反败为胜，因为自身的力量已经被证明低于对方；也不可能凭借对方的力量战胜对方，因为对方的力量至多与对方自身相等。诉诸既超越自己也超越对方的力量，是再次胜出的唯一可能。若是世界历史的中心位置真得在美中两国移交，那首先不是文化中心的移交，而是信仰中心的移交。不仰仗至上者，中国根本无法超越至上者造就的上一个高度。不成为信仰的中心，就不会成为文化的中心。也正因为那一移交是在信仰层次上进行的，中华文化可以不照抄西方现代文化的有形式样，而依赖高于西方的上帝创造出超越自我的新东方文化。新的世界历史中心不必是西方的，但新的世界历史中心却必须是基督教的；其实，正因为新的世界历史中心是基督教的，所以，它才不必是西方的。

 

信仰既然是生命性的，它就必然是文化性的。信仰就是全面生活的方式，而全面的生活怎么可能不在文化中展开呢？不过，不管信仰如何在文化中展开，它的核心一定是教会。教会是信仰影响文化的基地，而文化是教会生存的外在形式。“道成肉身”的生命样式已经规定了信仰必须穿上文化的血肉。教会就是穿上社会文化形式的信仰。中国教会若没有采取中华文化的形式，就是没有肉身的信仰，或者仍然是装在洋身的信仰。信仰的现实存在就是教会，教会的实在形式就是社会文化。只要中国教会还没有活在中国社会文化的形式中，信仰对中华文化就没有现实的更新力量。教会是信仰与文化对话的现实媒介。没有中国化的教会，基督教信仰就不可能现实地更新中华文化。中国教会是在双重隔绝的社会环境里面，完成了自身的本土化。在某种意识形态垄断性地控制整个社会生活的时代，中国教会被完全隔绝于普世大公教会，从而，她与以西方社会文化为表现形式的教会传统发生了断裂；由于整个社会生活被全然意识形态化地强制控制，中国教会以被隔绝与一般社会生活的代价保守住自身的信仰生活。在第一重隔绝之中，中国教会单单凭借上帝而无中生有地创造了中国式的教会；在第二重隔绝中，中国教会在中国的罪地上建立一片信仰净土。前者使得中国教会保住信仰，却带有中国式样；后者则使得中国教会具有中国式样，仍保住信仰的纯净。

 

在开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自我传统之后，中国教会今天又面临着双重返回的挑战。纯净的教会不是为了孤芳自赏，而是为了更新社会文化；独特的教会不是为了自我独立，而是为了丰富普世教会。这双重挑战又是彼此祝福的。中国教会如何能够进入主流社会影响主流文化，却不消失在主流社会文化之中呢？西方教会长期生存于主流社会文化之中，其在与主流社会文化互动中确立的教会结构与教义体系，会成为今天中国教会进入主流社会文化的重要借鉴。中国教会借鉴在西方社会文化条件下形成的教会结构与教义体系时，如何避免生搬硬套的教条主义呢？则与整个中国社会文化的持续互动，使得那些借鉴之物可以根据社会文化条件加以调整而变得活化。

 

就像美国华人社会只是美国文化的亚文化族群，美国华人教会不过是美国教会的分支。美国华人教会的教会结构与神学理念基本是照搬了美国一般教会的式样。美国华人教会的特殊性仅仅在于文化滞留。在全然融入美国文化之前的过渡与对原属文化的保留，使得美国华人形成了自己特殊的教会。美国华人教会一直由第一代移民主导着，这大概比什么都说明了它的过渡性质。美国是前瞻，中国只是怀旧。由于自己的根从以往的文化中拔了出来，却又未能真正栽进现在所处的文化，所以，美国的华人教会难以具有真正的原创性。因为在两面都无需承担社会文化责任，美国的华人教会易于处在偏安的境地。没有异象，就没有活力。只有发现上帝在其救赎计划里面为自己安排的角色，教会的生命才会得到激励。如果世界历史的中心将在中美之间移交，而信仰传统的传递又构成了上述移交的关键，那么，与两种文化都有天然渊源的美国华人教会，已经被赋予了连接渠道的角色。就目前的情形而言，美国华人教会对中国教会的影响有两方面：（1）自二十世纪中叶以来，大批华人进入美国留学，从事科研工作，经营工商业，其中蒙恩信主者在科技界与工商界积累了一个相当可观的数量；这批人的生命见证对于中国的主流人群具有一定的冲击力，从而，当中国教会刚刚进入主流社会的时机，这种冲击发挥着辅助性的破冰作用。（2）由于直接生活在西方深厚长远的教会与神学传统之中，又有与中国教会相同语言与文化的便利，美国华人教会在向中国教会转送信仰“硬件”方面将扮演一个重要角色。（3）美国华人教会身处物质丰富与技术领先的美国，若能使用上帝恩典的物质与技术的财富服务中国教会，将在中国真正富强之前，对中国教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辅助作用。

 

两大文化的夹缝，那就是美国华人教会的生存空间。拘泥于如此狭小的文化天地，美国华人教会的身量是非常微小的。在上帝的计划中，夹缝两边的两大文化在这个时代开始了历史性的位置对换，而信仰的互动则是这一历史变迁的核心要素。夹缝里面的文化位置恰恰成就了传递信仰的管道角色；是上帝安排的历史机遇抬高了美国华人教会的历史地位。只要拒绝上帝恩典的历史角色，美国华人教会立即还原为与任何原创文化都缺乏实质联系的边缘角色；只要在美国华人教会里面观察那些自我封闭从而四面不着边儿的俱乐部式的教会，就可以看到这种边缘角色的典型。即使承担了上帝托付的职分，美国华人教会不过是一个搬运工，其工作就是从一个原创文化中的教会那里领受其生命结果，然后将其运送到另一个原创文化中的教会那里供其参照。信仰与文化的真正创造都发生在生存在原创文化核心地带的教会里面，转运者只是一个接头。凡挟洋倨傲对中国教会实施教条主义指点者，尚未明白自己的角色。
 

（2011年8月18日，于韩国首尔"中国神学论坛"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草稿，实际发言有较大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