催婚下隐藏着的父母孤独感

春节的大幕已经拉开，随之一起的还有归家路上年轻人忐忑的心情。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成为年轻人的宿命，也成为父母在自己生活上指点江山的理由，而对父母来说，子女的成家则是他们最后的一块重担和责任，一旦成家之后，父母便可安享晚年，享受天伦之乐了。因此，子女的婚姻，是家长行驶权威和责任的最后界限，自此之后，家长便没有太多理由干预小家的生活。

在旧约的犹太人中，婚姻同样是重中之重，但旧约的犹太人家庭是家长父权制，因此婚姻全是父亲安排。所谓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什么时候当，该当谁，都有父亲之命来决定。男人要结婚，女人要出嫁，这是必须要完成的任务。

亚伯拉罕为自己的儿子以撒安排婚姻，亚伯拉罕对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说：“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不要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创世记 24:2-4 和合本)

以撒同样为自己的儿子安排婚姻，以撒叫了雅各来，给他祝福，并嘱咐他说：“你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你起身往巴旦·亚兰去，到你外祖彼土利家里，在你母舅拉班的女儿中娶一女为妻。”(创世记 28:1-2 和合本)

大力士参孙喜欢一个女孩子，同样需要得到父亲的许可，参孙上来禀告他父母说：“我在亭拿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儿，愿你们给我娶来为妻。”他父母说：“在你弟兄的女儿中，或在本国的民中，岂没有一个女子，何至你去在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中娶妻呢？”参孙对他父亲说：“愿你给我娶那女子，因我喜悦她。”(士师记 14:2-3 和合本)

男性的婚姻要遵守父母之命，那么女性的婚姻同样是如此。而且与男性婚姻相比，女性婚姻更没有自己的选择权，全凭着自己的父亲来主宰。

扫罗做王的时候，为了拉拢大卫，许诺将自己的大女儿嫁给他，扫罗对大卫说：“我将大女儿米拉给你为妻，只要你为我奋勇，为耶和华争战。”扫罗心里说：“我不好亲手害他，要藉非利士人的手害他。”……扫罗的女儿米拉到了当给大卫的时候，扫罗却给了米何拉人亚得列为妻。(撒母耳记上 18:17,19 和合本)扫罗后悔，就将大女儿嫁给了别人，大女儿在这个婚姻中，完全没有自己的主体地位，只是一个政治工具。

后来扫罗又将自己的二女儿米甲嫁给大卫，扫罗的次女米甲爱大卫。有人告诉扫罗，扫罗就喜悦。扫罗心里说：“我将这女儿给大卫，作他的网罗，好藉非利士人的手害他。”所以扫罗对大卫说：“你今日可以第二次作我的女婿。”(撒母耳记上 18:20-21 和合本)将婚姻完全视为政治和工具，根本不会考虑女儿的感觉。

在扫罗与大卫交恶之后，扫罗又将自己已经嫁给大卫为妻的二女儿米甲，嫁给了他人，扫罗已将他的女儿米甲，就是大卫的妻，给了迦琳人拉亿的儿子帕提为妻。(撒母耳记上 25:44 和合本)

除了女性无法在婚姻中做主之外，那么在婚姻中他们同样无法做主，他们在婚姻中要取悦丈夫，否则可能被休掉，历代志就记载了一个犹太人休掉自己的两个妻子，沙哈连休他二妻户伸和巴拉之后，在摩押地生了儿子。(历代志上 8:8 和合本)因为旧约律法规定只要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掉她，“人若娶妻以后，见她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她，就可以写休书交在她手中，打发她离开夫家。 ”(申命记 24:1 和合本)

在这种制度下，每个犹太人，尤其是男性成员，结婚就成为父母的使命。而接受父亲为自己安排的婚姻，则成为他们的义务。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婚姻同样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己在婚姻中并没有太多的自由之地。在中国传统的故事中，《梁山伯和祝英台》这部悲剧就充分说明追求婚姻自由的沉重代价。如果我们再放眼历史，看看春秋战国那些贵族王室之女，更是充当政治的工具。据历史记载，春秋时期王室嫁女，流行的是嫁一送一，就是姐姐嫁给一位国君，妹妹要充当陪嫁，而且嫁的这个国君，可能年龄很大。

在传统的婚姻制度中，接受父母的安排，是父权制社会的特征，父权也通过为子女安排婚姻，来彰显自己的存在感。

因此，当这种传统家长制，遇到现在的开放社会，那么可想而知，这种家长权威就受到很大的折扣，但面对家长权威的失落，家长们也只能在催婚中找找存在感。

另一方面，代沟所造成的隔阂，让父母和子女之间也会产生生疏，共同话题并不多，更多的时候是无话可说，因此催婚就成为父母能找到不多的与子女交流的话题，因此，催婚的盛行也从另方面彰显了父辈在今天社会中的孤独。

不论是犹太人还是我们，都面临着催婚的困境，这不是父母故意为之，而是社会发展之中，两种不同社会传统之间的冲突与矛盾所在。

因此，今天的年轻人面对父母的催婚，是否应该去理解父母的良苦用心以及他们成长的时代背景，同时也反思自己生活中有没有和父母多交流呢？

社会发展造成了社会传统文化的断裂，这造成了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代际鸿沟，这也造成了爱“唠叨”的父母，但是我们更应该想到，这种断裂之下父母的无所适从和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