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世俗观念融入教会，是适应性的传教还是世俗化的堕落？

“向什么样的人，我就作什么样的人。”这是哥林多前书中一句耳熟能详的经文，我们也常常勉励自己要有更强的适应性，以便能接触并融入不同的人群，为的是让更多的人认识基督教、了解基督教。

这让我想到了明朝万历年间入华的耶稣会士利玛窦，他承袭前辈的适应性传教策略（此策略由范礼安倡导），不仅学习中国文化，甚至在生活细节上也尽力去融入当时的中国社会，他两次“易服”的尝试就是很好的例证。

第一次是放弃传教士的服饰，改穿僧衣。因为穿着僧衣的传教士与中国人之前认识的僧人有所不同，于是被称为“番僧”。后来，随着利玛窦在华时间的增长，对中国文化认识的加深，以及在神学上更多的思考，利玛窦第二次“易服”——弃僧衣而穿儒服，被当时的国人称为“西儒”。

伴随着第二次“易服”，利玛窦被明朝的士大夫阶层认可，西学和基督教信仰被欣然接受，大量西方科教书籍被翻译成中文，使得中国在地里、天文、历法和农耕等诸多领域有一个长足的进步。当时很多士大夫不仅对基督教产生了兴趣，而且不少人受洗信教。

“易服”只是表象，更深层次的是利玛窦在“适应性传教策略”方面的小心求证和大胆尝试，在神学思想上的深度探求。

看到“适应性传教策略”的“功效”，今天的我们当然愿意接受并逐步实践出来，可以说“基督教中国化”就是一种“适应性的传教”。可惜的是，今天一些教会并没有在神学思想上中国化，却在管理上做了所谓的中国化。

“官僚主义”、“利益交换”、“以权力和金钱管理教会”这些社会上的一套做法被搬到了教会。

之所以说今天的教会存在官僚主义，是因为存在着一些服侍团队中的负责人，以官老爷自居，要求所有人唯命是从，把自己看做是上帝在团队中的代表。这样的人如果素质相对较好，那么最多就是专权，给教会带来的损害可能是失去一些活力，使得团队思维僵化。但是如果负责同工素质很低，还强行要求所有人按照自己的意思做事，那给教会带来的是极重的灾难。如果每一个层级上的负责同工都是这样的低能且官僚者，那么腐败必然滋生，也就是会出现“官官相护”的局面，以彼此袒护的方式“彼此相爱”。

教会中的利益交换也不少见，特别是上规模的教会，建堂的过程中、每次大型活动的时候，一旦有大量的资金流，就会有各种诱惑临到负责项目的同工身上。“只要给好处，工程就给你做、物品就从你家采购。”这样的事在教会中已经屡见不鲜了。我们常常抨击某宗教的经济问题突出，然而我们基督教自己呢？我们不该把眼光放在自己眼中的梁木上吗？

“以权力和金钱管理教会”这样的悖论也被认为是中国化，对于这样的认识我表示吃了一惊，这简直是给中国人抹黑。且不说教会是神所掌权，是信徒平等共同管理，不应该出现“权力”、“金钱”的概念，就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也从来没有如此低俗的管理理论。

今天的中国教会确实应该“中国化”，应该承袭前辈的“适应性传教策略”，为的是让更多中国人接受福音，信靠基督。但是，把各种世俗的观念融入教会，这绝对不是“适应性的传教”，这是“世俗化的堕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