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上帝的存在与不在

上帝是否存在，以及怎样存在，在基督教历史上，有两种处理方式，并且这两种方式是针锋相对的。

在教会权威看来，上帝的存在不是通过人发现和证明的，因为人肉眼凡胎，根本不能发现上帝存在，就像摩西看到荆棘燃烧，若不是上帝自己说话，他是不会想到那是上帝的存在证据。人也无法证明，人能证明的只有两种东西的存在，一种是观念的推理，一种是经验事物的存在，这是通过自己的感觉器官收集信息之后的综合结果。但观念推理的范畴存在，并不代表着在世界上的经验存在，同样经验存在显然也不是上帝存在的证明，因为这与上帝的超验性相左。

因此，教会权威把上帝的自我启示作为上帝存在唯一证据。启示就等于圣经本身，因为圣经之外再无启示。因此，最终教会权威把天启作为上帝存在不可怀疑的证据，圣经就变成不可怀疑的神圣文本。

这就是圣经无误论的起源。

启示还有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上帝启示说明上帝的能动性，也就是上帝启示本身，就蕴含着圣经文本之外的内容。也就是说圣经作为上帝启示文本的内容，但是并不能限制上帝的大能与全能。

在上帝崇拜转变成圣经崇拜本身，就存在这一紧张。因此，这就造成了挑战教会权威的异端出现。

与上帝存在依靠天启不同的是，希腊哲学的理性传统，并不认可这一权威说辞。理性强调的论证和演绎，而不是权威与威权的强制。

这就是经院哲学开端与教父哲学结束的标志人物安瑟伦开启的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传统。

实际上，从安瑟伦开始，就有意站在希腊理性传统上，来挑战教会的启示权威，挑战教会圣经崇拜的传统。这就是为什么，几经周折之后的天主教，与新教相比，并不那么强调圣经无误和圣经崇拜的原因所在。

理性证明上帝的存在，显然也存在一定的风险，那就是理性证明的上帝，可能与经验世界没有关系，也就是说上帝的存在固然可以被推导和演绎出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上帝就在现实中真的存在。逻辑的真，并不等于现实的真。正如我们能证明，我脑子里的苹果是最完美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现实中存在着一个真实的这样的苹果。因此，理性证明上帝的存在，与上帝的真与真实无关。

正是这种理性演绎与经验证明之间的张力，产生了唯名论与唯识论。唯名论认为普遍概念只是一个名称，并无相应实体存在，比如苹果这个普遍概念，只存在一个个个体的苹果，而不存在一个完美的具备所有经验个体苹果特性的普遍概念苹果。唯实论则认为这个普遍概念的苹果是存在的，而且是真实的。这样相对于上帝来说，那么也就有了上帝是真实存在的实体，还是仅仅是一个名称而已的争论。

在这种争论中，唯实论提出许多实体，凡是普遍概念都有相应实体，因此奥卡姆的提出自己的剃刀原则，他说“如无必要，勿增实体”。

最终这种唯名与唯实的争论，起到收场的是站在亚里士多德角度建立神学系统的托马斯阿奎那。

在整个中世纪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与争论，在僧侣阶层和教会统治阶层一直绵延不断，当然也不乏反对的声音，比如从阿拉伯来的穆斯林哲学家阿维洛伊主义，以及神秘主义等都是对教会关于上帝存在权威的反对。

然而，对于一个普通民众来说，上帝存在与否，以及是在精神层面存在还是在现实存在，这并不重要。僧侣阶层和教会权威统治阶层，注重的是上帝必须存在的权威和对此解释的垄断。出于统治的需要，必须树立一种独一的权威意见，一切不同于这一意见的都被打为无神论，予以清剿。

普通民众与教会权威相比，他们更关心上帝的在场。

什么是“在场”，我们可以顾名思义，简单理解为在现场，在案发现场。也就是耶稣说的，上帝与我们同在。在我们身边，并且还是可以体验到的。

上帝的在场体现在福音书里，耶稣拥有者大能，可以医病赶鬼，可以使死人复活，可以平静风浪，对于那些跟随耶稣的门徒，对于那些被医治的人来说，对于从死里复活的人来说，上帝，耶稣是在场的。耶稣在他们身边，改变和救治了他们所遭遇的苦难。

然而，当耶稣升天之后，上帝的在场就成为问题了。这才是普通民众关心的问题。即使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也经历了上帝不在场的至暗时刻。

与上帝的在场相比，上帝的不在场才是人们思考上帝的实际问题。因为上帝的不在场，让我们经历的苦难，遭遇的绝望都压在我们个体身上，那么作为个体，应该怎样承受这些苦难和绝望，痛苦与焦虑，这才是对于个体来说最真实的问题。

在整个中世纪，民众的个体信宗教为，不是一个个体自我信仰的行为，而是社会行为，这就意味着，一个人必须在外在行为上保持基督教的行为规范，尽管内心不信。如果你明确是个非基督徒，可能会受到社会当局的强制迫害。因此，在上帝是否存在这个问题上，上帝的在场与不在场，才是民众内心选择是否信仰上帝的根据。

上帝的不在场讨论，乃至成为一门显学，是在二战之后的欧洲基督教神学中完成的。二战中，民众经历的苦难，经历的战争，经历的家破人亡的绝望，让他们思考上帝那个时候在哪里的问题。

但是，无可争议的是上帝在那个时候不在场，不在欧洲战场上，不在家庭中，不在经历苦难的个体身边。同样对于遭受地震、飓风、洪水等自然灾害的人来说，上帝依然不在场；而对于那些身患绝症，频临死亡的人来说，上帝同样不在场。

面对上帝的不在场，卡尔巴特把上帝描述为一个遥远的不可企及的对象，莫尔特曼则强调了上帝的陌生，我们从他们身上看到马克安的路线复活，而朋霍费尔则直言传统教会关于上帝教义的种种问题。

上帝的不在场催生了存在主义神学的产生。

正如在电影《1942》中，目睹大饥荒和战争造成的中国神父，在教堂里问主教，这么多人受苦难，上帝在哪里？主教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只能把苦难归谬于魔鬼。由此可见，教会关心的是上帝的存在，而民众则关心的是上帝的不在！

如果说，在中世纪，基督教能依靠暴力和国家机器来维持上帝存在的教义权威，而把上帝的在场问题暂时压制下去，那么在今天，上帝的不在场，显然必成为压垮教会的稻草之一。

本来上帝不在场这一问题应该由教会来填补，因为教会代表上帝，那么也就必然代替上帝在场，成为人们苦难和痛苦的依靠。

然而现实情况可能相反，教会只是像过去的教会权威一样，他们只关心上帝存在的教义维护，而不关心上帝不在场所造成的个体苦难遭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