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基督教中的工具理性与工具思维

工具理性是近代法兰克福学派重要的批判理论概念，这一概念最初是由马克思韦伯的“合理性”概念而来。马克思韦伯发挥了黑格尔的哲学理念，这一理念是黑格尔著名的论断：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言下之意就是自然规律导致了事事物的存在必然，而这个规律就是事物存在的合理性。马克思韦伯将黑格尔的这一哲学概念，进行了社会学的发挥，提出人在社会互动中的合理性，他把合理性分成“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

马克思韦伯用这些概念来描述近代社会的变革。那就是经过启蒙运动和工业大革命的近代社会，已经不再是一个依靠宗教的蒙昧和神秘时代，而是人摆脱了宗教的辖制，而以理性的方式，通过计算得失和利益最大化的方式，来趋利避害，获得自我发展的最大利益和空间。

工具理性，简单地说就是纯粹从效用最大化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人的感情和精神。工具理性最好的例子莫过于今天的环境问题。人类在发展自身的时候，从效用最大化的角度考虑，不断开采自然资源，而并未把自然环境和人类生存联系起来。这造成了今天人类要承担过度开采的后果。

与工具理性相对的是价值理性。价值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相似，只不过他们所关注和导向的目标不同。价值合理性是行动者从动机和出发点的正义、正确与否的出发点考虑，而在一定一定的情况下不管行动的结果如何。工具理性注重的是结果，价值理性注重的是过程。

然而，不论是工具理性还是价值理性，其实都处于同样的工具结构中。前者把行动的结果是否利益最大化作为考虑的依据，而后一种则是看人的行动有没有是否符合一个既定的价值规范，而不管结果怎样。不论是强调过程还是强调结果，人的人性，人的独立性，人自身都成为工具，成为结果或者规范的工具。

在现代社会的工具化思维中，人要么成为利益的工具，要么成为既定价值的工具，总之人始终处于被摆布中。

现代化社会中的诸多问题，其实都是这种人被工具化的结果。

冷战思维是人成为意识形态的工具化，要么坚守这个，要么接受那个。他们从来没问过对方的感觉，对方的是否幸福，是否愿意，是否有自己的生活和思想方式。

宗教上  同样如此。我们很多时候被教义绑架，要么接受这个教义，要么被这个教义定位异端，总之你必须在行动中持守一种价值规范，而不管你的结果和意愿。

在法利赛人那里，这种工具化更是突出。上帝制造律法的目的是爱人，是展示自己的公义和爱，而祭司们却把上帝的这种爱变成了繁琐的律法，变成了约束和捆绑人的锁链。人变成手段，变成律法的工具。

法利赛人在考虑律法的时候，价值理性作祟，不管你遵守律法的结果怎样，安息日不能医治，只能任由痛苦栖身，饿了不能吃饭，只能任由饥饿折磨。因此，在这其中，价值理性中的人本身就不复存在，存在的是外在于人的律法本身。

对律法的遵守既是价值理性，也是工具理性。法利赛人认为遵守律法既可以保持犹太人的民族身份，不被罗马文化侵蚀，又可以取得上帝的欢喜，得到上帝的特殊庇护和恩典。因此，法利赛人的律法是经过精心设计和算计的。

也许马克思韦伯在使用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主要用来描述启蒙运动之后的社会，但是启蒙运动之前的宗教也同样是符合这两种理性。宗教过去认为是愚昧和神秘，或者是非理性的，其实不然，宗教是最符合理性的。也是最工具化的。

在今天的传统基督教当中，这种工具化倾向更加明显。

出去做了一件好事，一定要高举十字架的大旗，去了敬老院，虽然时间不长，牧师们一定要拍一张大大的合影；今天没去教会，上帝会让我们不平安，今天没祷告，上帝会让我们内心焦虑，任何一种虔诚的宗教行为背后，都有精心的计算。这种做什么都要计算宗教收益的工具行为，和法利赛人的律法没什么区别。

耶稣反对这种把人工具化的方式。“‘我喜爱怜恤，不喜爱祭祀。’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太12:7)”，“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　？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太 6:26-29)”

生命比什么都重要，生命是无法计算的。生命永远都是目的，不是手段。因此，尊重生命胜过了一切算计。就是被立为犹太人成功榜样的所罗门，也抵不上这一棵野地百合。因为它自由成长，自由绽放自己的花。

宗教不是人的目的，人也不是宗教的手段，也许现代社会中的许多困境，当我们回到耶稣那里的时候，就会获得豁然开朗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