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种神学的差异谈起：世俗神学和宗教神学

犹太裔思想史家、美国学者阿摩斯·冯肯斯坦在其著作《神学与科学的想象：从中世纪到17世纪》的序言中，谈到16、17世纪的思想史时说道：“16、17 世纪曾短暂出现过一种新颖独特的看待神圣事物的方法，一种类似的“世俗神学”。之所以世俗，是因为它是由世俗人为了世俗人而构想出来的。伽利略和笛卡尔、莱布尼茨和牛顿、霍布斯和维柯，他们要么根本不是神职人员，要么在神学上没有拿过高级学位。他们不是职业神学家，却都长篇大论地探讨神学问题。此外，他们的神学也在如下意义上是“世俗的”，即他们的神学“指向尘世”，ad seculum。他们相信，新的科学与学识使传统的神学讨论方式变得陈腐过时，在这一点上有相当多的职业神学家都认同他们。”（《神学与科学的想象：从中世纪到17世纪》三联书店出版社，2019年9月，第1页）

正如阿莫斯所言，自然科学的兴起，是另一种神学的出现，这种神学与那些以神圣对象为研究项目的宗教神学形成了竞争。这种竞争虽然没有持续多久，在历史上十分短暂，但是却让我们看到两种神学所代表和指向的背后目标。尽管世俗神学很快消失，但是其功能和结构一直未变。

两种神学尽管相差很大，研究对象不同，其实他们的目标是重合的，那就是解释世界，将我们所处的世界系统化。只不过宗教神学的研究对象是上帝、三位一体、魔鬼和救赎等。而“世俗神学”的研究对象则是天体，自然现象，人与世界的关系等。宗教神学表面看来很少诉诸理性，其对理性的排斥，为自己神秘性留下了很大空间，其实宗教神学恰恰在神秘的背后大量实用理性来塑造自己的体系。而“世俗神学”一开始就诉诸理性，笛卡尔为了清除宗教的侵染，用怀疑一切来开始自己的体系建造，这与宗教的盲目信仰形成一个鲜明对比。

任何一个神学的存在都有其服务的对象，这种服务目的才是决定了手段。

宗教神学无疑容易会为祭司的权力服务，我们可以看看耶稣时代的祭司，在圣殿的至圣所神圣光环下，怎样借上帝之口来统治民众，稳定社会等级。而在婆罗门教的印度，其所设定的种姓制度，又是怎样固定社会流动的。宗教神学总是为特定的阶层服务，他们对世界的解读和系统化，也总是把那个特定阶层与神圣性联系起来，甚至让特定阶层垄断神圣性。

在中国为什么没有西方的科技文明的问题上，吴国盛教授在其著作《科学的历程》上说，“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体系的突出特点是它极强的实用性，在大一统专制社会中表现为直接满足专制王朝各方面的需要。”的确，我们古代的天文是观星术，是为了帮助帝王看王朝命数，看祥瑞的；我们古代的炼丹术是为了帝王的长生不老；我们古代发明的指南针是为了看风水辩方位。正是这种超强的实用性，限制了他们的发展。因此，如果我们的科技思想也是一种宗教神学，关于星象预言、祖宗护佑等，那么这种神学的直接服务对象则是帝王的现实需要。一旦帝王没有这个现实需要，那么也就没有了发展动力。

“世俗神学”则完全不同，他服务的对象不是某一个阶层，它本身也没有神秘性，可以说正是为了去除神秘性，他们才诉诸理性。而这个理性则是指人类理性，指所有人的普遍理性。笛卡尔通过怀疑的方式，来建立自己哲学体系的根基，其目的正是希望自己的哲学体系是建立在普遍理性的基础上，这是那个时代的知识论共识。既然要保证知识的确定性，那么就要保证知识根基的确定性，因此除了理性之外，还需要一个不能被怀疑的起点，那就是怀疑本身。其实笛卡尔为代表的世俗理性，在古希腊时期也很普遍。尽管苏格拉底也思考神，但是其被判处死刑的原因，恰恰在于他倡导人自己独立思考，尽管他用神谕来说明自己的无知才是最有智慧，但是他的神只是他理性思考的对象。到了柏拉图同样如此，神灵必然要经过理性的考察，神秘的神灵不在他们的理性思考之内。到了亚里士多德，在其目的论中，将神视为最高目的，但是这个目的也是在逻辑上推演出来，因此这一点被后来的神学家阿奎那使用用来证明上帝的存在。

而在经院哲学中，安瑟尔谟等继承古希腊的理性传统，希望通过理性而不是通过对教廷和圣经的盲目崇拜，来证明上帝的存在。其在上帝的三段论证明中，尽管被后来的哲学家康德批判，但是这个三段论证明本身则是逻辑学。从苏格拉底到安瑟尔谟他们都是企图用理性建立一个世界的系统。他们不为现实世界的权力服务，没有这种实用目的，因此他们能独立追求科学的研究和发展。我们可以在17、18世纪看到许多尽管贫穷却仍然坚持科学研究的人。其中斯宾诺莎更是让人敬佩。

而若古代社会为社会统治阶层服务的科学研究常常是最终堕落成为一门实用性的技术，统治阶层的权力为他们划定了界线，让他们成为不能逾越界线的臣民。

我们的信仰究竟是为了人类的理性服务，我们的福音是所有人的福音，还是只是为社会统治阶层服务，或者为教会领袖阶层服务，这可能只有动用我们的理性思考才能发现了。这也关系到我们有没有真正的神学，因为一门真正的神学，必然是科学的神学，经得起理性的推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