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路德的“两个国度”理论和政教分离思想的萌芽

一

这段时间笔者一直在关注教会历史上有关政教关系的话题，之前谈论的基督教“国教”体系就属于这个范畴。

从政教关系的角度来看，这种国教体系实行的是一种“政教合一”的制度，只不过有时候是以政（管）制教，就如东罗马帝国版图里的东正教；有时候是以教（管）制政，比如中世纪天主教欧洲。 本文重点讨论后者。

从君士坦丁大帝以来，这种国教体系延续了漫长的上千年历史之久，甚至延伸到宗教改革时期，包括加尔文领导的日内瓦。

而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普遍实行的是政教分离，包括我们通常所说的西方基督教国家，其实也都是政教分离的。和漫长的国教历史相比，这种政教分离的历史也不过只有三四百年历史而已。

二

笔者虽然不知道是谁最早提出政教分离这一理念的（耶稣曾说过一句名言:“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　神的物当归给　神”， 但是是不是带有政教分离思想，还需要讨论），但笔者最近在阅读宗教改革先驱马丁·路德的有关著作时，发现在马丁路德的神学思想里就已经孕育了政教分离的火种。笔者对此感到惊喜。

从基督教历史来看，基督教经历的一大历史翻转是，从作为被迫害者一跃而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从此基督教便是和政治紧密结合在一起，也品尝到了权力的味道。但这并非基督教的“幸事”。

当西罗马帝国崩溃以后，天主教重新整合了被蛮族蹂躏的欧洲，并借此获得极大的权力，连欧洲各国的君王诸侯都不得不唯教廷马首是瞻。 但也有些皇帝、国王试图争夺权力，于是就有了教权和王权之间漫长且激烈的冲突。

不管怎样，教会的腐败和堕落也由此而来，甚至成为中世纪的一大痼疾。到了马丁·路德那个时代，教会、信仰和国家都陷入全盘的腐败中。于是，在前辈威克里夫和约翰·胡斯的基础上，马丁·路德发出了划时代的一声怒吼。

从质疑教宗贩卖臭名昭著的赎罪券开始，到回归圣经，重新思考基督教信仰，再到进行净化教会，马丁·路德走上了和罗马天主教体制相抗争的道路，并且没有再回头。马丁·路德的神学思想和政教关系思考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强烈的革命色彩。

三

在马丁·路德之前，在欧洲天主教版图里，关于政教关系，盛行的是一种被后世称为“双剑说”的政教理论。

据一些资料介绍，这一理论是由公元5世纪的一位罗马教皇（杰拉西乌斯一世）提出来的，其内涵是这样表达的：

上帝赐下两把剑，其中一支剑象征着最高的宗教权力，由上帝交给教皇执掌；而另一支剑象征着最高的世俗权力，由上帝交给皇帝（国王）来执掌。有人将其概括为:“皇帝掌管人民的肉体，教皇控制人民的精神和思想。”

“双剑说”奠定了中世纪欧洲一种独特教权（教皇）–王权（国王诸侯）的二元结果，从表面上看也规定了教权和王权各自的统治领域，两者分工明确，有井水不犯河水的意味。

但在中世纪历史上，围绕教权和王权之间的拉扯接连不断。最后，罗马教皇逐渐成了居于欧洲诸王之上的最高主宰，同时掌管着教权和王权的强势人物，西欧各国一切重大事务都必须得到教皇的同意。

到了13世纪初，教皇英诺森三世在教会法学家的帮助下确立了“教权至上的地位”，于是又在“双剑说”的基础上出现了“日月说” ，主张教皇（代表教权）是太阳，而国王（代表王权）是月亮。就像月亮的光辉来自太阳一样，国王的权力来自教皇。

也就是说，宗教的权力和世俗的权力都属于教皇，而王权之剑是教会暂时交给国王的，君主的世俗权力只有在教皇的命令下才能合法行使。这就使得教会的权力凌驾于世俗统治者之上。从此，“君权神授”变成了“君权教皇授”。

在这种理论的映照下，在英诺森三世时代，欧洲天主教的教权如日中天，达到了盛极一时的顶峰。

然而，到了中世纪晚期，随着欧洲社会的进一步演变，尤其是文艺复兴运动的冲击、1349年黑死病的打击，以及罗马教廷内部的纷争（罗马教廷也经历了一次长达七十年的“巴比伦之囚”），教皇的权力开始走向衰落。新的时代呼唤新的思想！

四

在马丁·路德之前，已经有威克里夫和约翰·胡斯发出改革的声音，他们下了“蛋”，而由马丁·路德孵出了“小鸡”。

马丁·路德不仅重新发现了因信称义的真理，也对政教关系的思考有了新的亮光。

在其《致德意志基督徒贵族公开书》（写于1520年10月，这篇文献是马丁·路德所著宗教改革运动三篇檄文性“宣言”之一） 马丁·路德公开表示反对教会干预世俗事务，并向德意志贵族“阐明了作为基督徒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即应该做什么。同时提出“信徒皆祭司”来反驳天主教的圣俗二元论，指出所有的基督徒无论有没有任圣职，都是“属灵阶级”。

但是在历史上也有世俗王权随意干预教务的时候，比如有的诸侯企图操纵主教人选，甚至干预教皇职位。所以，才有克吕尼修道运动的兴起，推动教会从诸侯手里夺回主教叙任权。可是矫枉过正，后来以教皇为代表的教会权威又借机膨胀起来，以至于随意插手和干预世俗政府本该管辖的事务。

马丁·路德在其《论俗世的权力：对它的顺服应到什么程度》（发表于1523年1月）一文中就这个问题界定了世俗王权的权限，阐述了世俗的权力不能干预属灵的范围，也不能统制人的信仰和良心。与此同时，也帮助基督徒明晰世俗权力的性质，及其和教会的关系，以及对世俗权力服从的限度。

也正是在这篇论文里路德提出了他的“两个国度”（Two Kingdoms）的思想。 这也是路德政治思想宝库里的独创性理论。

沿着古教父奥古斯丁的“双城论”思路，路德将所有人分属为两部分，分属于两个国度——“上帝之国”和“世界之国”。

他说“上帝之国”统辖的范围是这样的:“凡属于上帝之国的人，是真正相信基督的人，而且顺从基督。因为基督是上帝之国的君王，正如诗篇二篇和全部圣经所说的。他为此来到世间，以便在世上开始建立上帝之国。这就是为什么他在彼拉多面前这么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凡属真理的人必听我的话。’（约翰福音18:36）”

而“世界之国”的范围是另一种情景：“所有的非基督徒是属于世界之国，并且是处在法律之下。”

既然有了这样两个性质和内涵不同的国度，而每个国度的运作方式也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国度带出两种政府：

“上帝设立了两种政府：一种是属灵的政府，它藉着圣灵在基督之下使人成为基督徒和虔敬的人；一种是俗世的政府，它控制非基督徒和恶人，使他们虽不甘愿，也不得不保持治安。正如保罗在罗马书13章第3节说明俗世政府‘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彼得也说（彼得前书2:14）：‘这是被派罚恶的。’”

对这两个国度的差别，路德主张要清楚地予以区分两者的界线。他继续写道：

“因此，这两个国度应该彼此划分清楚，而且共存；一个国度是为产生虔敬，另一个国度是为维持治安，防止恶行；二者都不足以单独存在于世界。”

咋一看，马丁·路德的“两个国度”思想好像是中世纪“双剑说”的翻版，但就其实质和当时的历史环境看，倒不如说是一种颠覆。

因为马丁·路德心目里的两个“国度”是一种共存共依关系，任何一个是不能单独存在的，也不是谁高谁低谁衍生谁的问题。

和中世纪的政教观念不同的是，马丁路德没有贬低世俗政府存在的价值。他认为由于人在世上活着不单单是为了自己，而维护治安也是为了邻舍，所以要做维护邻舍有益的事情。

一方面，对于基督徒而言，从属灵的角度来看他们并不需要刀剑，基督徒需要的是内心深处对敬虔真理的顺服，这样属灵政府的统治是要产生虔敬。

但另一方面，由于人性的堕落败坏，必须树立法律和武力，所以非基督徒需要刀剑，用以维护社会治安，所以佩戴刀剑的世俗政府的存在是必要的，用以约束犯罪并惩治恶人。

但这两种统治权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它们都是平等的，都是来自于上帝的赐予，在各自的主权范围内各司其职。

五

在马丁路德撰写的《奥斯堡信条》（这份信仰文献后来成为路德宗最主要的信仰告白之一）第二十八条“论教牧的权柄”一章里，马丁路德批评了当时有人用不正当的方法故意混淆教牧的权柄（属灵政府）和政府的权柄（世俗政府），批评当时的罗马天主教会依靠所谓的“天国钥匙之权”不仅压制信徒的良心，还越界粗暴侵犯各国的“君权”。

所以，马丁路德在这里明确提到要区分这两者的权柄，这两种权柄都是来自上帝，各有其范围。世俗政府的权柄“所保卫的不是灵魂，乃是身体及属身体的财物不受明显的侵害，并用刀剑与身体的刑罚约束人民，以维持国家的正义、安宁。”

而教牧的权柄主要是传福音和教导属灵的事务，施行圣礼，但不能越俎代庖，强行干预世俗政府的权柄，也不能为世俗政府订立法律条文，或废除官府的法令。因为基督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约翰福音18：36）又说：“你这个人！谁立我作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 (路加福音 12:14 和合本)

很明显，马丁路德试图在两个国度、两种政府和两种权柄之间划清一个明确的界线，使其不相混淆。马丁路德当时的用意可能在于，第一打破天主教对世俗事务的任性干预，让“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　神的物当归给　神”，第二是说服德国的皇帝和诸侯不要介入他和教廷的教义之争，至少不要充当罗马教皇迫害宗教改革的“枪手”。

说到底，马丁路德有关两个国度两种权柄的理论，是围绕教会和国家的关系问题展开的。两者诚然是有一定张力的，但马丁路德将其放在一种动态平衡的状态里。世俗政府和教会的权力都不是可以无限扩大的，也绝非是一方无限扩大，一方无限缩小。

正是由于明确了两者的主权范围，也就是属灵事务和世俗事务的区分， 我们也从中看到了政教分离思想的火花。

另外，马丁路德也强调了信仰自由，他认为暴力不能使人屈服，也不能使人信仰，信仰是每一个人良心里的事情，是不可强加的。因为没有人应该指挥别人的灵魂，关于灵魂的得救，除了上帝以外，没有人能做到。在这一点上，圣职人员和国王不见得比普通信徒更高明。所以，马丁·路德的两个国度思想还蕴含了有关宗教宽容的火种。

六

不过，限于当时的历史环境，马丁路德的神学思想被德国的诸侯们利用用以和罗马天主教争夺权力，试图摆脱教皇的控制。最终在信仰新教的诸侯和坚持天主教的诸侯之间爆发了宗教战争，新教诸侯获胜，1555年双方订立了《奥格斯堡宗教和约》。

但是这一条约并没有贯彻马丁路德的政教分离思想，而是确立了“教随国定”原则。这依然是君士坦丁式国教体系的延续，背离了马丁路德有关两个国度的理论。

马丁路德曾经呼吁信仰是每个人良心里的事情，应该由自己来决定，任何政府和其他人都不能强迫别人信或不信什么。但是在“教随国定”的原则下，德意志每个诸侯国的君主决定了臣民的信仰。

所以，真正要实现政教分离，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和奋斗。

在宗教改革时期还有一个更为激进的运动，他们被新旧教蔑称为“重洗派”而四处遭到迫害。

重洗派虽然也有很多支流，但在政教关系上的教导上，他们反对“政教合一”，认为自君士坦丁以来，国教体系把世界带进了教会，导致了教会的腐败和堕落。

他们认为当时的改革并不彻底，他们要求进一步的改革，进一步的回归圣经。他们强调教会会员必须限定是“真正委身于基督”的人，有重生的生命。所以，他们反对借助国家政权之力，建立教会发展信徒。

重洗派由于主张政教分离，坚持宗教自由，竭力争取一个“自由的教会”，所以反对经由法律订立任何信仰规则。 当然，他们中有些人走的更远，变成了彻底的分离主义，以至于规定基督徒不可服公职，不可当兵，不可起誓，也不可在法庭起诉等。

虽然重洗派也有极端和狂热的一面，但他们关于政教分离的思考和实践对后世影响很大，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继承并践行了马丁·路德有关“两个国度”的思想。马丁路德没有做到的，他们做到了。这或许就是历史的反讽吧！

而对于今天的教会来说，重温马丁·路德的神学思想，可以再次提醒我们要不断思考教会的身份和定位，不是以“改造世界”为己任，而是正确传扬福音，装备上帝永活的圣道，在人心的战场里参与属灵的争战，彰显永恒国度的荣耀。

主要参考文献：《马丁·路德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马丁·路德著作翻译小组编，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