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政界过去三年九次政变对当地的宗教自由产生怎样的影响？

过去三年，非洲政治界共发生了九次政变（主要发生在大陆西部的法语区），此外还有五次未遂政变。

政变首先发生于2020年8月的马里，之后是2021年的乍得、几内亚柯那克里（该国首都）和苏丹，之后再加上同年9月的马里第二次政变。

2022年，布基纳法索经历了两次政变：第一次发生在1月，导致总统罗克·卡博雷（Roch Kaboré）下台；第二次发生在9月，是由低级军官发动的反对第一次政变后成立的委员会。

2023年，尼日尔加蓬前仆后继，都是军方通过武力罢免了民选领导人。

根据中弗罗里达大学和肯塔基大学公布的数据，2020年至2023年间，非洲发生的政变要比2000年至2009年和2010年至2019年这二十年间发生还要多。

由伊利诺伊大学创建的“政变项目”（Coup d'État Project）数据库以互交式地图展示了1945年至2022年期间非洲发生的反对本国政府的军事起义，如布基纳法索有15次政变（11次成功，4次失败），苏丹发生了30次政变（其中21次失败）。

两年前，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说过这样一句话：“军事政变卷土重来。国际社会缺乏团结，于事无补。”

非洲政变次数 图源：中弗罗里达大学和肯塔基大学

政治上不满和不安全

世界福音联盟和平与和解网络（简称PRN-WEA）非洲主任马丁·卡彭达（Martin Kapenda）向西语新闻网站《新教数码》解释说，“影响西非政变的因素是动态变化的，因此我们不能轻易对其原因和时间作出单一解释”。

“在军队接管政权的时候，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会给出支持政变决定的理由。如马里，他们就将治理不善和腐败作为推翻民选政府的理由。在几内亚和布基纳法索，理由是伊斯兰叛乱持续不绝。”

卡彭达回顾过往，为当前的局面寻找到解释，指出“其中国家都是因为伊斯兰圣战运动、治理不良和经济恶化而陷入到危险、自我延续的不稳定局势”。

根据卡彭达所述，理解当前非洲政治一个关键期间是冷战结束和脆弱的独立民族国家的涌现。在这之后，“大多数非洲国家走上了新自由主义民主道路，而多年来的实践证明，这条道路在很大程度上是流于表面、肤浅的”。

PRN-WEA的这位区域主任强调，“虽然选举定期举行，但不幸的是，选民的意愿并不能总能得以体现，因为选举会受人操纵，有利于现任总统及其团队。部分时任总统也会为了延长执政时间而修改宪法条款。因此，对民主体制失去信心乃是政变的主要原因”。

为何是西部地区？

在20世纪后半叶的冷战期间，西非是非洲发生政变次数最多的地区。现在，也正是同一地区再度发生了这些军事运动。

在卡彭达看来，“情况似乎是人民对于新自由主义民主项目感到失望”，因为“当地社区并没有从丰富的自然资源中受益，继续生活在贫困之中，但这些资源往往被外国跨国公司开采，他们通过出售这些开采资源获取了数以百万计的美元，于是就生出不满和不信任，这些恰恰正是助长政变的条件”。

“西非政变”另一“肥沃土壤”是“缺乏安全：公民们受恐怖主义的负面影响，于是他们指责政府腐败，导致本用于打击伊斯兰圣战士的资源分配不当”。

政变后，布基纳法索士兵在街头 图源：VOA News, Wikimedia Commons

另一位有参与和平与和解事工的非洲教会领袖（出于安全原因保持匿名）称，解释政变浪潮的一个因素是“宗教排他性造成的损失”。

他告知《新教数码》，“不同组织在萨赫勒地区及更南地区活动了有段时间了，一定程度上没受到惩罚。没有任何一个组织可以真正明确自己的政治诉求或民族身份。他们成分复杂，富于流动，在国与国之间迁徙。在一些国家里，他们指责其他团体（宗教、地区或部落）。而在另一些国家里，他们指责政府，或是指责西方”。

对于这位教会领袖而言，其他因素包括“贫困和失业，这些让很多年轻人看不到任何希望；武器扩散；‘阿拉伯之春’的余波；利比亚的解体，武装集团四处林立；以及‘东方对抗西方势力的战争’，小国只能在其中扮演一方去对抗另一方”。

一张在几场政变中反复出现的画面是烧毁法国国旗，而在尼日尔，一些示威者被人拍到挥舞俄罗斯国旗。

连锁反应？

这位教会领袖说，虽然最近的政变连续不断，且存在很多相似之处，但“很难说这是否是一场连锁反应”。

他还说，“当一个国家发生政变，地区部队在受到国际社会谴责的情况下前去恢复秩序时，其他国家就会望而却步”。

但“这一次，国际社会反应了或没有反应，亦或是反应微弱，这样的行为很可能受到承认。很难不注意到经历过同样现象的国家之间的团结”。

卡彭达认为，最近发生的政变存在一个“共同点”，但也指出“每个国家都存在导致政变的历史因素”。

如“众所周知，马里、几内亚、尼日尔和布基纳法索都曾是法国的殖民地，且最近发生的政变并非史上首次。过去，这些国家都经历过政变，政变在其国家政治文化中早已根深蒂固”。

卡彭达继续说，这些国家“司法和治理机构非常薄弱，因此当出现分歧时，唯一合法的仲裁者就是军队”。这也就是为何“人们倾向对军队持正面看法，并在军队推翻腐败政府时为其喝彩。可不幸的是，这些军队的领导人通常并不比政府的好”。

马里一次支持政变的示威游行 图源：VOA News, Wikimedia Commons

宗教自由与军事政变

事实上，在其中某些国家中，国家并不保障宗教自由权利，有些国家甚至还出现在监测全球基督徒状况的组织的迫害名单上面，这不禁令人怀疑，在军事统治下，这种状况是否会有改变。

马里新教教会和宣教团体协会（Association of Protestant Churches and Missions Groups of Mali）强调了与历次政变后政府的良好互动。甚至在2020年9月的第一次军事政变后，他们也称自己被要求进行调解。

该组织的秘书长杰罗姆·蒂艾诺（Jerome Tienou）向《新教数码》表示，“军队的作用是为人民及其财产提供安全保障”。

“我们从未在国家宗教活动方面遇到过任何困难。事实上，政府经常向我们询问与国计民生有关的问题。”

根据这位教会领袖所述，“到目前为止，在发生政变的国家里面，我们尚未看到某一宗教团体受到排挤。我们一直在祷告一切保持原样”。

相反地，卡彭达认为教会是“西非军事政变的受害者”，因为“该地区的恐怖主义伊斯兰圣战组织视其为西方机构”。

PRN-WEA的这位地区主任“听说过一些经历过政变的西非国家的基督徒的故事，他们都被驱逐出自己的社区，失去个人财产和教会建筑”。

他回忆说，有位马里基督教领袖感慨道，“政变后我们国家目前发生的情况迫使我们无路可走，我们不能再为教会的生存而战，而是要为个人的生存而战了”。

源自Evangelical Foc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