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大“名嘴”赵林谈新型城市化道路：文化与信仰很重要

他还谈到前不久的小悦悦事件，指出道德和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他认为，民族文化的提升和道德建设中，神圣和崇高的教育很重要，我们现在特别注重外在的东西，太少注重内在的东西，注重人们的道德修养，而这恰是我们这个急躁的社会最需要的。“在崛起中不能让心灵也浮躁起来。”

这位对西方哲学和文化有深厚造诣的学者还谈到自己对中西文化基本精神不同的分析，说“中国相对关注人与人的关系，西方最重要的是人和神的关系，其次才是人与人的关系。”赵教授也指出基督教文化在西方崛起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他的这番表示是受广州市邀请在当地第17期读书讲坛上主讲的《《中西文化的精神差异》的讲座中说到的。据广州日报报导，他梳理了几千年来中西文化的源流传统和发展变革，并对广州提出的走经济低碳、城市智慧、社会文明、生态优美、城乡一体、生活幸福的新型城市化发展道路提出了建议。这也是广州走新型城市化发展道路系列讲座之一。

对于广州提出走新型城市化发展道路，赵林教授认为，“城市智慧、社会文明、生活幸福等长远指标跟文化有关”，我们今天的物质水平极大超过了过去，尤其是广东广州，是改革开放的前沿，物质幸福程度走在全国前列，但是幸福主要是一种精神上的主观感受，要使城市人民普遍感到幸福，是非常有难度的。中国现在高楼大厦越来越多，社会繁荣程度越来越高，但是，大家可能都有这种感受，我们现在不管哪个阶层，都有一种焦虑感，这恰是我们生活幸福指数不高的表现。幸福的指标不完全是物质能满足的。幸福不仅在于高楼，更需文化支撑。

而说到中西文化差别，他分析说，中国从西汉以来，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伦理文化，而西方文化则是以基督教文化为主脉的。谈到中西文化基本精神的不同，赵林分析说，中国相对关注人与人的关系，西方最重要的是人和神的关系，其次才是人与人的关系。

他还说到目前社会风气败坏的原因就是许多人什么都不怕。赵林认为，“文革”最坏的影响就是使中国人什么都不怕。改革开放虽然经济发展了，但又导致我们唯利是图。目前食品安全是个大问题，三聚氰胺、毒大米、地沟油层出不穷，也是因为商人什么都不怕，没有了敬畏心，什么都敢干。所以城市文明建设很重要。

对前不久发生的小悦悦事件，赵林认为，解决此类事件不能靠法。道德是法的基础，道德树立不起来，不是法制不健全，而是有法不依。道德的根基是内心的自律，是信仰。他认为，我们可以不信神，但不可以没有信仰。

根据相关方面的预测：到202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将达到55％-60％，城市人口将达到8—8.5亿。正因为如此，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E. Stiglitz)曾预言：“美国的高科技和中国的城市化，将会是影响21世纪全球发展的两大重要事件。”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越来越多社会学者对如何走好城市化之路有很多探讨，赵林教授作为一个研究西方文化的学者他更多的是从文化的角度进行思考。

面对城市化，不少宗教学者和基督教人士也给出自己的思考。兰州大学宗教文化研究中心的张志鹏曾撰文指出，“事实上我国的城市化不仅带来了经济的腾飞，也引起了宗教信仰的复兴以及多种宗教信仰在城市的相遇和碰撞。这是因为，在城市高速发展的同时，人们也更容易出现孤独寂寞、身心疲惫、心理失衡、人际疏离感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解决迫切需要借鉴包括宗教在内的多种治理机制来加以调节。 ”

中国青年经济学家赵晓也曾多次指出，他认为基督教影响了全世界的商业社会，而不仅仅是西方商业社会因为全世界的商业社会是被她哺育出来的，她是一个摇篮。“我们的市场经济在学习模式时，不能只是看表面的模式，而是看到背后的基督教的文明，特别是基督教非常重要的概念‘罪’，人人都有罪，所以更家相信建立一个制衡的体制。

他说：“基督教文明是应该大力提倡的。传统文化中也有很多好东西，最主要的是我们一定要有开放的心胸，‘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吸收基督教文明好的东西，其实中国文化本身是一个变化的概念，不是一个僵化的概念。汉朝的时候，儒道融合，支持汉代崛起，第一次大国崛起；到唐朝的时候是儒道文化跟东方的佛教文明融合，儒道佛，然后支持了唐的崛起；这一次肯定是传统的中华文华和基督教信仰的文化，特别要注意吸收基督教文明的因子，能让我们的文化变得更加博大精深、更加光辉灿烂，支持我们第三次、新的大国崛起。”

也有基督教教牧同工表示，西方的道德和法律很多是建立在敬畏神的基础上，因为首先在人和神的关系上有敬畏神的传统，所以在具体的人与人的关系上也会有敬畏、道德感也容易坚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