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与时间的历史

我们在生活中能意识到时间流逝的现实。日出日落，我们经历了一天。一个简单的日冕可以测量出一天的流逝，还可以对一天进行细分。但更复杂的是，太阳在天空上的高度在高纬度地区会降低，进而产生出比低纬度地区更长的阴影，所以日冕的表现并非完全相同。除了这一点，我们也知道一天的长度并不是均匀的。我们会经常经历白昼的延长和缩短，也使用这种基本太阳经验来测量一年的过往。

在整个朔望月的夜空，月相都会有变化，这点也可以用来标注时间的流逝。通过这种方式，月亮经验被添加到太阳经验中。但是，前者有着另一套不相同的工作周期。

史前石阵（如埃夫伯里、巨石阵等英国及全球其他石阵）似乎是根据太阳/月亮在一年中不同时间的不同位置（如夏季日出、冬季月出等）排列起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似乎与历法有关，几乎还可以肯定与季节性仪式和农业生产活动有关。

此外还存着恒星模式，因为恒星会在一年中的不同时间出现在天空上的不同位置。从很早以前，人们就开始观察这种现象，可能用它来标记季节和文化活动。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星空图是雕刻在约公元前30500年的猛犸象牙上的图案，被认为是猎户座的星图。巴比伦人对天象的观测记录可以追溯至约公元前1600年。部分史前石阵可能与夜空中不断变化的星状有关。后来，东非的博拉纳人基于对“猎户座腰带”附近星团的观测，制定了一份复杂的历法。

四季轮回：冬、春、夏、秋。随着最后一片树叶落地，霜冻降临，我们意识到冬天又开始了。一年又过去了，至少在北半球的季节循环是这样。当然，南半球的情况是另一番景象，但还是可以观测到四季轮回。

在世界其他地方，自然季节的周期是不一样的，可能更明显，也可能不那么明显，而人们依然可以意识到时间在一年中的流逝。其他自然周期也是如此。季风开始与结束；根据季风和雨量的测量，一年又过去了。还有植物的季节性花期和鸟类及动物的迁移。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一年分为几个“季节”是人类根据自然现象的阶段划分而得出的结论。我们也能看到（和感受到）人类生命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改变。婴儿会长大，我们所有人都会变老。

简单说就是，时间的流逝已经深深根植于我们的生存和经验当中。但我们如何测量时间则是另外一回事。在不同历史和文化中，我们所选择的单位是不相同的。太阳和月亮周期的差异提醒着我们，即便在自然界，时间流逝在自然现象中的体验也是不尽相同的。

在新年的一开始，我们越发意识到要把时间划分为重要的时段和里程碑。但是，我们却常常将自身文化中用到的里程碑视之为理所应当。对其中某些里程碑进行简单回顾能很快提醒我们它们是多么地多变，及它们又是如何深植于不同的历史经验当中。

一天是如何进行划分的？

自然周期决定了一天，但它并不决定我们在文化上如何对一天的时间进行划分。在犹太教中，第二天是从日落开始，而非午夜。因此，在受西方基督教文化影响的社区（摒弃了犹太教对天的划分）中，A日的傍晚是犹太教中B日的早上。因此，在被英语基督徒后来称之为的“星期五”这天，耶稣必须赶在夜幕降临之前下葬，因为那时算是第二天的开始时间，也就是安息日，但英语基督徒后来称呼该日为“星期六”。

一天分为24小时这个观念似乎源于埃及新王国时期（公元前1550年至公元前1070年），虽然当时的各个小时长短不一。后来，希腊天文学家依巴谷（Hipparchus，卒于公元前127年之后）对一天24小时的观念做出了贡献，但通常被认为引入一天24小时等长观念的人是13世纪的伊斯兰学者阿布·哈桑·马拉库什（Abū al-Ḥasan al-Marrakushi）。

我们注意到巴比伦人对天空中星座的记录，后来，这种记录也被引入到划分当中，影响到至今还在使用的通用计时和历法划分。由于数字60有很多除数，由此导致他们决定采用360天作为一年的长度，但它是与太阳每天在天空中相对于固定恒星移动约1度这个事实有关系。巴比伦人的60分制基数继续用于度、小时、分钟和秒的划分，这是因为它相较于古埃及和古希腊使用的其他分数更易于计算。

一周是如何构成的？

由于过去三个世纪的全球化，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一周都是七天。但是，早期各个文化都有不相同的周长，其中包括了古埃及的一周10日制和意大利伊特鲁里亚人的一周八日制。早期罗马人是采用后者的，但在公元4世纪，罗马人在基督教的影响下开始改用一周7天制。当然，这种周制是以犹太文化为基础的。到了公元321年，君士坦丁大帝下令在罗马帝国内施行一周七天制，其中包括了定为公共假日的星期六和星期天。

这个一周七天制有着一段很有意思的的历史。我们已经注意到它在犹太教中的重要性，因为《创世纪》在开天辟地故事中讲述了上帝花了六天创造世界，还宣布第七天为“休息日”（犹太教的安息日）。这一天在过去是（现在也是）一周中基督徒作安息的前一天。但提醒人们的是，耶稣的复活发生在犹太教工作周的第一天。对于基督徒而言，该日便成为“休息日”。这个事例说明，时间流逝的意义是由文化来决定的，还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改变。伊斯兰教也是一周七天制，但“聚会日”（yaum al-jum'ah）是星期五。

其他古老的中东文化（早在约公元前2300年的阿卡德国王萨尔贡时就有记录）也将数字七作为时间段的划分。

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年？

我们已经看到，巴比伦人的一年是360天。巴比伦人还设计了一年有12个月，每月有30天。

中国也有类似的模式，也是定12个月为一年，偶尔会有第13个月，这个模式最早可追溯至公元前2000年左右。但是，在中国，约公元前3000年就出现了一年366天的立法（基于太阳和月亮的运动）。但是，历法是有问题的。中国人很早就意识到这种一年360天的历法并不准确，等到了2世纪时，他们意识到这一运作了300多年的历法已经变得很不可靠了。

问题的根源出于一种名为“岁差”（precession）的天文学现象，源自地球自转轴相较于恒星的渐进圆周运动，意味着一年的长度实际上并非一个固定时间段。早在2000多年前的天文学家们就认识到这一现象。

很早期的罗马人（他们使用的是一周八天制）最初使用的历法是一年有10个月。这也是为何他们使用的“September”、“October”、“November”和“December”的月份名表示其为第7个月、第8个月、第9个月和第10个月，当然这些词在现在的一年12个月里面表明是第9个月、第10个月、第11个月和第12个月了。顺便提一下，罗马人早在公元前713年就将一年扩展至有12个月，但是由于他们的一年之始在三月，因此旧名称依然有效。一年有355天。但是，他们知道历法有问题，于是后来每隔两到三年就会增加额外一个月。

政治上的考量（他们会考虑“更短或更长的年现在在政治上是否用途？！”）意味着历法改革鲜有采纳。等到了公元一世纪，官方历法与现实情况的季节越来越不同步了。让我们省去长篇论述吧，尤利乌斯·凯撒采纳了埃及人的计算方案，也就是一年有365天，每个能被4整除的年（因为太阳年被计算为365又四分之一天）都增加一天，这也就是闻名遐迩的“儒略历”。

所以问题得到了解决？好吧，问题还是没能得到解决。儒略历假定的是一个太阳年有365.25天。但是，太阳年实际上有365.24219天。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差异慢慢在行政管理上造成问题。公元4世纪，刚刚基督化的帝国决定，复活节星期日当落在春分（那时昼夜时间相等）后第一个满月后的第一个星期日。这个最新日期计算起来相当麻烦，于是决定定为每年的3月21日。随着时间推移，与尤利乌斯·凯撒那个时代相比，这个日子来得越来越晚。如果此时还不采取任何措施的话，则复活节最终会落到初夏（明显要比复活节春季背景不相符）。

1582年，天主教宗额我略十三世（或称格里高利十三世）采取了行动。历法被重新设定：这一年的10月减少了10天；1600年之后，能被100整除的年不再都是闰年（能被400整除的年除外）。对于那些读到这里和（向我一样）希望能在数学课上更加专心的人来说，这样（基本算是）就足以解决问题了了。这个历法就是所谓的格里高利历法。

问题终于得以解决了吗？某种程度上算是吧。由于新历法是天主教教宗制定的，很多新教会和东方教会都不愿采纳。直到1752年，英国才最终决定将他们的历法与格里高利历进行系统接轨，将当年的9月砍去11天，并在之后一直沿用新历法。还有些国家采用新历法的时间更长。比如俄罗斯直到1917年革命之后才改用格里高利历法。这样造成了布尔什维克的“十月革命”是发生在现代历法的1917年11月7日。同样，这也就是为何英国一些学校的教科书将十月革命定为11月，但苏联却没有任何一间拖拉机厂被命名为“红十一月拖拉机厂”。

将英国改用格里高利历法的法律也决定了，1752年是从1月1日开始算起的。在这之前，很多西方基督教国家的新年伊始是从3月25日（圣母日，中世纪时该日定为“圣母领报节”）开始的。改用新历法之前，英国报税年从第二天算起：3月26日。1758年，由1752年造成的略去11天的变化也适用于该年度，于是报税日期移到了4月6日。从那时开始，这个日期一直保存不变。这就是为什么英国的税年并不是从1月1日开始计算的。

协调时的产生

今天，我们认为精确测量时间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假定在划定时区内，时间是统一的。但是，这些行为虽然根植于地球运动的现实，但却是人为的构造。我们英国和爱尔兰共和国同属于同一个时区。但是，太阳可不知道这一点。例如，在19世纪之前，英国各地的“伦敦时间”（最初基于各个地方的日冕）都是各不相同的：“牛津时间”要比“格林威治时间”（即伦敦时间）晚上5分钟，比“布里斯托时间”晚上10分钟，比“埃克塞特时间”晚上14分钟。请试想下运营这种系统的铁路的状况吧。

1840年11月，英国大西部铁路公司（Great Western Railway）在他们的铁路网络中设置了一个统一的标准时间。1855年，“铁路时间”（即伦敦时间）由新的电报系统进行传送。在此之前，列车警卫将来自帕丁顿的时间传遍整个铁路系统。1855年当年，英国已经有98%的城镇转用“伦敦时间”。虽然阻力还是存在的，例如埃克塞特的公共时钟依然会显示“当地时间”，只通过钟上面的秒针显示“伦敦时间”（提前14分钟）。这是因为埃克塞特大教堂的座堂主任牧师不愿意向铁路公司屈服；因此大教堂的时钟坚决显示当地时间。直到1880年，议会一项立法才规定了全英国的统一时间。

作为新年伊始，我们不妨思考一下这些（看似）简单明了的行动背后所蕴含的千年历史的考量。祝你们新年快乐。

源自Christian Today。原作者马丁·惠托克（Martyn Whittock）是一位福音派人士，也是英国圣公会的认证平信徒牧师。他撰写或与他人合著过五十六本书，涉及广泛的历史和神学主题。此外，作为一名评论员和专栏作家，他也为一些出版物和在线新闻平台撰稿，并在电视和广播新闻及讨论节目中接受采访，探讨信仰与政治的互动。这些活动包括在新闻平台上接受就美国当前政治的宗教层面的采访、英国基督教与英国王室，及乌克兰战争。他最近的著作包括： 《特朗普和清教徒》（2020）、《苏联之警察国家秘史》（2020）、《夏娃的女儿们》（2021）、《耶稣：非官方生平》（2021）、《末世又来了？》（2021）、《十字架的故事》（2021）、《末世政治学》（2022）和《美国维京人》（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