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于11月9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全会通过的公报，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总任务等，其中有两大看点：一是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二是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对于“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而言，宗教管理模式的改革是题中应有之义。而对于“国家安全委员会”而言，同样与宗教有着不可或缺的联系。
首先，宗教极端势力与恐怖组织相结合，已经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暴力恐怖活动有其特定的政治、经济动因，但通常也会利用某些特定的宗教教义来提升参与者的彼岸世界收益，鼓动其采取伤害无辜的行为。正因为宗教极端思想很容易被恐怖分子所利用，所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11月1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恐怖分子紧张了，分裂分子紧张了，极端分子紧张了。总之那些想威胁和破坏中国国家安全的势力紧张了。因此，不仅在宏观层面上需要去研究、了解和把握宗教因素影响国家安全的内在机制，合理区隔宗教信仰与恐怖活动，防止宗教被利用和反恐扩大化；而且在微观层面，如果不理解宗教信仰，不熟悉宗教特点，不考虑宗教因素，也会影响到一次反恐军事行动的成败。
其次，宗教作为独特的外交因素，在构建安全合作、降低外部风险上具有重要作用。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今天，散布各地的“认同小团体”借助技术手段更容易扩张并联系起来。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已经无法“独善其身”，不得不在一个合作的安全体系内共同控制风险。在构建安全合作体系的过程中，宗教交往成为外交活动中一个独特且重要的因素。例如，与梵蒂冈的外交关系，与全世界10多亿天主教徒所在国家的交往就绕不过宗教因素；与俄罗斯及中亚国家的外交关系也绕不开与东正教、伊斯兰教的交流。就是一些国家内部的冲突和威胁，要真正解决，也离不开对宗教的善待和理解，离不开宗教人士的斡旋和沟通。
再次，宗教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软实力”，有助于实现新安全观下的全面安全、共同安全。随着人类进入“风险社会”，传统安全观也得到了极大拓展，经济安全、能源安全、文化安全都成为新安全观的重要内容。在某种意义上，文化安全的重要性已经超越了传统的领土安全。在此背景下，宗教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软实力”，不仅具有滋养道德、保守价值、安定人心的作用，也有对外展示实力、增进友谊、缓解对立的作用。实现新安全观下的全面安全、共同安全，增进多重安全，不能没有宗教因素的参与。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究竟会怎样组建，虽然我们还不得而知，但毫无疑问将包括多方面的机构和人才。有专家指出，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就涵盖了外交、国防、情报、贸易等方面人才，甚至还包括了50个地理学家和50个政治学家。也有学者分析，作为国家安全最高决策应对机构，中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负责人应该是国家最高领导人。委员会可能会包括外交、公安、军队、交通、卫生、民政等部门的成员。在此，笔者提一个小小的建议，即在未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中，能够包含一些宗教方面的人才，能够听取宗教专家的建议。
具体来说，宗教专家在未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可以发挥多样化的作用。一方面，外交、公安、军队、交通、卫生、民政等部门的成员在处理涉及宗教事件中能够听到宗教专家的认识和分析，避免将复杂问题做简单化处理；另一方面，在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时，能够听到宗教专家的意见，请他们为国内国际的长治久安提供真知灼见，防止在宗教方面因无知而被误导，因忽视而生争端，因误解而留缺憾。在此基础上，大力发挥宗教在和平外交、文化交流、民间交往以及建立社会互信、提升民族自信心和文化“软实力”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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