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石门坎现象与其意义”引学者与基督徒学人的关注与讨论

石门坎是位于云南贵州接近川滇最边缘西北角的一个小地方。历史上，这里千百年来是大花苗族的居住地之一，20世纪初这里还保留着结绳记事的节奏，是当时中国最贫穷和落后的地区之一。1905年，随着英国传教士柏格理的到来和服事，这里短短10多年时间成为“西南苗族文化的最高区”，中国现代教育水平最高的地方。伯格理在这里建立了教会、医院和学校，为苗族发明了文字，并且普及卫生科学知识等，他和他的继任者们的辛苦服事让这里在20世纪上半叶成为了云贵川交界地区的教育中心、农耕技术推广中心、苗族文化的传播中心、战时灾民自救中心、麻风病等地方病的救助中心，以及足球之乡……

虽然20世纪下半叶伴随着各种环境的改变和时代的变迁，这里的繁荣景象不再。但这样的故事却留在了历史里面。2010年，以宗教和信仰的维度探索社会转型和社会治理的陈浩武偶然得知了石门坎的故事，后来逐渐做起来石门坎的公益项目，一方面挖掘石门坎样本的文化和社会意义，一方面也希望引进外界力量帮助今天石门坎的发展。

陈浩武，曾任中国人民银行湖北省分行调查统计处处长、中国人民银行湖北省分行研究所所长。1990年代成为中国证券市场第一批弄潮儿。2000年后，开始跨界到以宗教和信仰的维度探索社会转型和社会治理，思考人类古老的不同的宗教与伦理如何为现代化转型注入新的精神力量。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陈浩武称石门坎为“一个用信仰和文化教育改变社区的历史标本”，并且说到“我认为这是中国农村社会建设的一种新范式，很有意义的探索”。

“为什么我很强调石门坎模式，而不是山东晏阳初、河北梁簌溟的模式？因为晏阳初是从’愚、穷、弱、私’的四个角度来考虑的，他针对这四大顽疾采取的措施是从文艺、生计、卫生和公义的四大教育体系。这个方法有用吗？非常有用，但是我认为他是在既定价值观不变、在儒家的大文化框架下通过增加外来的科技、卫生等的方式来改变农村社会。”在今年1月受访基督时报时，陈浩武分享说到石门坎启发他看到乡村建设的另外一个维度，“那么，石门坎是个什么模式呢？伯格理给石门坎带去两样很重要的东西，第一是基督教信仰，第二是现代教育体系。伯格理去石门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巫’......这种举动背后暗含的就是一种‘现代性’，这种‘去巫’的过程其实就是完成了一种社会改造的现代性。乡建的一个无法回避的主题，就是现代性命题。所谓的现代性就是人的自主意识、人的精神解放，把人从巫文化的下面解放出来归入到一神教的信仰之中，从而使乡民完成一种‘乡村自治’的过程，这个过程非常重要的。这既是一个信仰的重建，也是一个观念的现代化，同时可以通达到一个公平、正义、自治这样一个社会的现代性。伯格理在这样的基础上才把现代教育体系放上去，所以，我认为石门坎的意义是它首先确定了乡村建设的一个现代性的坐标，它把这样核心精神坐标树立起来之后，那么农村建设的意义才能够在石门坎这种地方扎根....我觉得石门坎作为乡建标本的特色和核心竞争力就在它首先完成一个精神的重建，就是以信仰为核心的传播完成了整个石门坎区域的精神的重建，这一点和日本学者福泽谕吉强调的‘在现代化转型中关键从改变人心开始’完全一致。”

陈浩武本人并非基督徒，他对各大宗教对文明的影响有诸多研究，特别对于不同的宗教与伦理对于现代化的转型有对比思考。他表示，从石门坎思考乡建并非焦点是乡建，而是因为当时中国的生态基本是农村，其实是藉着这一现象思考宗教带给一个社会的现实意义。“石门坎是对全世界的文明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标本，昭示的是信仰和文化如何改变社会，也就是基督教对于现在中国社会的救赎意义。”

张耀杰，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史学者、传记作家，中国农工民主党北京市委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已经出版的主要著作有《谁杀了宋教仁：政坛悬案背后的党派之争》、《悬案百年：宋教仁案与国民党》、《历史背后：政学两界的人和事》、《民国底色：政学两界人和事》、《北大教授：政学两界人和事》、《民国背影：政学两界人和事》、《鲁迅与周作人》、《中国话剧史》、《戏剧大师曹禺：呕心沥血的人间悲剧》、《影剧之王田汉：爱国唯美的浪漫人生》、《曹禺：戏里戏外》等十多部。他在一个公开的平台中也开通了博客，在许多博文中表达了对于自由主义的推崇。

张耀杰的这段评论并未出现在具体的文章里，因此无法搜索到这段话的具体出处，更多是以社交媒体上的转发为主。 

作家苏小和：石门坎的价值，张耀杰的浮躁及其他

不过基督徒、作家苏小和6月10日在他的微信公众平台“苏小和商业评论”发表的文章《石门坎的价值，张耀杰的浮躁及其他》（全文阅读链接可按此）中正式引用和提及了这段话，并随后写到：“这是张先生的原话。”

苏小和对这段话表达了他的观点。在该文开头，苏小和谈到自己写这篇文章的缘起，“都说自古以来中国的官僚集团庸俗、功利、短视，这话不假，但如果说中国的所谓自由主义知识人其实同样功利、短视、浮躁和焦虑，同样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之所以说出这样的话语，是因为我看见了，在陈浩武老师和张耀杰先生之间，发生了一些事实之争和观念之争。”

他认为，“多年以来，陈浩武教授以贵州石门坎为原型，致力于普世价值的思考和文明历史的挖掘，很大程度上唤醒了一部分人内心爱的力量，也在很大程度上激活了人们对现代文明的深度思考。这样的工作，在我看来可谓价值连城，值得更多的人去参加，去努力。”苏小和认为陈浩武老师所言的“石门坎是一个信仰和文化改变社会的样本，它不仅对于中国社会，对人类文明也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样本，所昭示的是信仰和文化如何改变社会的一种进路，而这样的进路，显示了基督教对于当下中国社会的救赎意义”是“一个事实描述。稍微熟悉一点中国现代改进历史的人都知道，作为传教士的利玛窦，给中国带来了科学；作为传教士的司徒雷登，给中国人带来了大学教育；作为传教士的小妇人艾伟德，给中国人带来了妇女解放和儿童关爱；作为传教士的伯格理，给中国贵州偏僻的苗族人带来了文字和尊严。所谓改变，这才是真正意义的、具有文明意义和生命意义的改变。”

他在引用了张耀杰的一段评论，并说到“这是张先生的原话”，之后写到：“且不说他的话里存在着关于基督信仰方面的严重的知识短缺和观念误读，即使就知识人基本的思维方式，也是贻笑大方了。”之后他希望“强调一些基本的思路和基本的事实”。

“是的，事实看上去似乎是这样。利玛窦那一代传教士来到中国，表面看上去并没有改变中国的社会制度，没有在他活着的时候把中国人改造成文明的人群，这是不是意味着利玛窦的工作就毫无意义呢，如果没有利玛窦等传教士的努力，谁给这个古老的国家带来科学、教育和医院呢？特蕾莎修女也没有改变印度人的贫穷和愚蠢，是不是意味着她活着的时候所做的一切都毫无意义呢？我还要再次提到司徒雷登先生，司徒雷登不仅没有改变中国社会，自己反而像丧家犬一样，被赶出中国，显示他多年以来的努力归于完全的失败，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司徒雷登先生所创办的燕京大学，对于张耀杰先生，就没有丝毫的影响力呢？你敢不敢承认，你今天挂在嘴巴上的满口自由民主，满口的科学，满口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满口的大学理念，都是当年司徒雷登带给你的呢？”

苏小和认为：“知识分子中的这种‘张耀杰现象’，其实隐含着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普遍的焦虑，功利和短视。他们完全不能理解一个人生命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他活着的时候去追求当下所谓反抗的意义和效用的意义，而是在于寻找一个人生命的终极价值和爱的意义。如果连这个都不能理解，他们有什么资格去充当知识分子呢？为什么不去作帝王师呢，为什么不去打家劫舍呢？他们既然不能理解石门坎的案例给这个古老僵硬的国家所带来的关于普世价值方面的边际效应递增，那么他也不可能理解，一个人的个体变化给这个社会所带来的边际效应递增。他理解不了曼德拉，理解不了金大中，他甚至理解不了蒋介石这个人从流氓到基督徒所产生的心灵的惊人变化。在观念和方法的层面，张耀杰这样的读书人，所谋求的依然是他所反对的某些党派和某些人群所追求的空洞的宏大叙事，他所依赖的方法也不过是人多力量大，他对人生价值的判断，不过是庸俗的现世报，是有权不使过期作废，是活着时轰轰烈烈，死后一了百了。我早已放弃和这样的读书人讨论，如果按照他的话语逻辑，既然石门坎的案例看上去暂时没有改变这个社会，所以他就主张放弃这样的努力，那么他张耀杰此时此刻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有哪一点点对这个社会有当下的改进之功效呢？有几个人把张耀杰的话当成了济世良方和醒世恒言呢？既然没有点滴改进功效，那么他为什么此时此刻不放弃，不闭嘴呢？为什么他还要带着一张狰狞的脸，四处骂骂咧咧呢？一言以蔽之，他们这些人连最基本的问题都不曾沉思过，却还自以为正义在握，自以为无所不能。”

在文章的结尾，作者写到：“所以，我劝陈浩武老师，就让他们去吧，让他们自己埋葬自己。让我们去学会爱，学会去做一个健全的人，学会在人群中驯良如鸽子，灵巧像蛇，学会像羔羊进入狼群，让我们的内心一天比一天新，让我们的哀歌和赞美，一天比一天满含着爱和怜悯。”

一些基督徒学人的关注和讨论

苏小和的这篇文章于6月10日发表之后，引起不少关注石门坎的学者和基督徒的转发与评论。

一位参与过石门坎公益活动、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基督徒服事人员表示自己并不赞同小和弟兄的论断，认为张耀杰先生浮躁”，他认为，张耀杰的一段评论反而“提出了一个真正严肃的社会和学术问题，即中国民国的教会大学和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这位基督徒认为这是一个严肃的社会和学术问题，“基督徒参与共同讨论尤其不要给人扣帽子，而是要向耶稣对待尼哥底母那样和风细雨。”

另外一位关注基督教的社会意义的独立基督徒学人L老师对基督时报也从几点发表了他的看法：

“第一，我们目前对伯格理的传教情况仍旧还不太了解，比如伯格理当时对大花苗族传的是怎样的一种宗派观念和神学立场。张耀杰提出的一个问题很重要，就是石门坎为什么兴起也速，衰败也速，如果有一个比较坚实的信仰根基，那么传承应该是比较顽强的，而不会如此轻易和彻底得被摧毁，因为按照目前所看到的资料所讲，当时伯格理在当地已经培养了一批文化人和教育工作者，这些人返回家乡应该会继续来提升大花苗的群体文化水平，反而后来竟返回到如此贫困的状态，这是值得思考的。至少1949年之后石门坎的衰落的具体的情况，目前我们还没有太多的资料了解，如果仅仅只是归因于外界环境的逼迫和打压，理由不太充分来说明随后彻底衰落的现象，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看到详细的资料来说明这个过程。”

“第二，在过往资料的描述中，伯格理更多像一个“偶像式的人物”、“教主式的人物”，不像一个宣教士，因为他被当地的大花苗实际上已经当成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偶像”来崇拜，我们没有看到伯格理是如何建立当地扎实的教会基础，也没有看到他如何培养一批信仰坚定的传道人群体，根据其他传教地和传教士开拓的例子，如果扎实的建立起来教会基础和培养出新意坚定的传道人群体，那么信仰是会比较好地传承下来，不会轻易摧毁的。所以，这个是不是伯格理在传教过程中一个重大的缺陷，这还是一个疑问，因为目前研究的资料还不够。”

“第三，面对石门坎的故事，我们基督徒一方面不能太夸大石门坎的意义，另一方面也不能过于煽情地来描述石门坎的故事，也就是说我们应当以一个更加全面、审慎的态度来反思和把握石门坎这样一个案例。我想只有这样，才能得出有价值的结论，才能对中国教会提供有参考意义的借鉴，我们对于石门坎也需要更全面、更深入的思考。”

“第四，石门坎的案例之前因为各种原因，不被社会和教会所知道所重视。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开放，越来越来的教会和社会开始关注起石门坎，这个是好的，但现在对于石门坎的关注中把它有些过于神话，以为基督信仰可以像魔术棒一样可以点石成金，却忽视了福音在改变生命、转化社会的过程中的艰难和曲折，这样容易使人对于基督信仰容易肤浅化、表面化，所以，我们需要在现在对石门坎的认识上进一步去思考，这样才能将信仰的力量和信仰的意义能够更加清晰和完整的彰显出来。”

“社会学家和一些对宗教有研究的学者们更多是从宗教的社会意义入手去发掘石门坎的现实意义，希望为今天中国的社会更新找到一个神奇的力量，能够改变现状。但是与此同时，对于大陆的基督徒来讲，的确不太了解石门坎，但是石门坎的故事又被广泛传播，这说明教会目前还没有能力深入研究石门坎的案例，所以满足于社会学者所提供一个现成的研究结果，并以为作为自己信仰强有力的依据，这两方面都还未进入石门坎案例的内核，去完整的透彻的说明石门坎从兴起到衰落的过程，以及对我们教会和社会当下所应有的深刻的借鉴意义。一句话说，就是我们不能只是满足于表面的描述，还要去寻找背后的原因。”

“目前教会对于这些案例和故事当然需要见证和传播，但在这个过程中不应有太多的煽情和美化。因为伯格理在当时的确有把自己变成偶像化的现象，也并未防止大花苗族里面这种现象的蔓延，同时也没有培养出一批比较坚固的传道人群体，在我们目前看的材料中也表明了这一点，社会学者更多是以社会角度去看，但是教会更多应该从信仰角度看到政教合一、以及偶像崇拜、未关注教会和传道人建造等这些方面的问题。所以，在这些社会学者描述中他们更多以一种中国传统文化的圣人角度来描述和评价伯格理，这是一种危险的倾向。一方面，值得肯定的是，社会学者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基础的资料和很好的范本，但是没有能力说明信仰和福音的意义所在，这个领域应该有更多的基督徒看到需要并且参与，提供一种符合信仰原则的分析和判断。这样也可以让我们今天的教会和基督徒更清楚伯格理在哪些地方成功，哪些地方失败，这样才能知道今天我们中国的基督徒如何更好的实践和见证我们的信仰。”

目前陈浩武与张耀杰本人还未对这些反馈和评论发表任何公开看法。

背景资料

去年12月，是柏格理逝世100周年，他和石门坎的故事也在近年来重新焕发出光彩。伴随着教会的发展和社会的开放，无论是中国基督教还是中国社会，都逐渐对这位百多年前曾经将心血和生命献给中国的异乡传教士给予重新的回首与关注，并且藉着不同角度的研究和探讨希望从柏格理和石门坎身上学习到今天我们借鉴的功课和意义。

香港中文大学崇基神学院前院长卢龙光教授2015年在一个中国教会关于宣教探讨的大会上谈到，他认为柏格理的案例可以给今天我们许多新的启发，尤其是传福音与社会关怀上。他点出柏格理对今天中国基督徒的现实意义， “做门徒不是举举手就可以的，是每天遵守耶稣基督的教导，直到世界的末了。你有使命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住在人们当中，就是不仅仅只是用口去传，而是想我们如何用生命去见证耶稣的道有充满的恩典和真理。”

在2015年10月中旬于北京举行的一场题为“柏格理教育思想学术研讨会”上，主办方深圳市石门坎教育公益基金会的理事王瑛致辞时说到，虽然自己不是基督徒，但伯格理的精神让她钦佩不已。“伯格理的故事是在100多年前发生的。100多年前，伯格理他们到了中国最蛮荒的地方……但是他们用短短的不到20年的时间创造了奇迹……我们现在中国的城市已经非常发达，到处是高楼大厦，甚至我们的夜景超过了华盛顿等世界上很多城市，可是它的背面、在这些繁华的后面我们所看到的荒蛮，沉沦，荒诞和邪恶……也许比当年伯格理走进我们的西南大山时还要震惊，也正因为是这样，所以伯格理这样的人对我们这个民族，社会和国家来说，是那么的重要，那么的不可或缺...中国现在需要具有像伯格理精神气质的人，我们需要这种感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