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写】我与石门坎——跨越百年的记忆和对话：伯格理后代分享家族故事

2016年的7月26日是个不平凡的日子，下午2:30由深圳市石门坎教育公益基金会在贵州龙洞堡多彩贵州城发起“我与石门坎——跨越百年的记忆和对话”座谈会。会议上来了俩位特殊嘉宾，他们是：柏格理的孙子斯蒂文先生，一位70多岁的老人，陪着他的儿子布莱克，从大洋彼岸飞跃几千公里来到中国、来到贵州，将人们又重新带回到一个世纪前的石门坎的时空中去。

这次活动聚集了省内众多研究石门坎文化的专家学者，还包括敬爱柏格理的基督徒。这次活动最大的历史意义在于，柏格理的后裔斯蒂文先生（孙子）和布莱克（曾孙）先生，与安荣之的后裔安晓敏女士（曾孙女），一百年后跨越重洋在贵州再次握手对话，重温祖辈在石门坎的记忆。一百年前，柏格理带着传福音的希望在石门坎与安荣之相遇，得到了安荣之的赠地，这是在充满爱的时空里，他们初次邂逅的交织；1966年，造反派炸掉柏格理的墓地，将他的尸骨刨出并丢弃在荒野里，同时炸掉了安家的牌坊，这是在弥漫恨的时空里，他们身后命运的交织；2016年，110年后，柏格理的后裔和安荣之的后裔来到贵州，亲切握手对话，这是在饱含怀念的时空里，他们的灵魂和精神，跨越时空在后代生命中的交织。

斯蒂文先生在这次活动上跟我们分享了他家族许多尘封的记忆和故事。柏格理一共养育了四个儿子，斯蒂文的父亲是最小的儿子，一直跟在柏格理夫妇身边长大，直到九岁时，也就是1915年柏格理去世那年，才跟着斯蒂文的祖母艾玛回到英国生活，其余的三个孩子从小在英国抚养长大。斯蒂文的父亲年轻时相信科学更能改变社会，所以立志成为科学家，献身科学，后来就成为了一个著名的物理学家，二战时期曾应英国政府的邀请而设计出雷达警报系统，被誉为“雷达之父”。虽然斯蒂文的父亲是一个科学家，但是他血液里的传教精神没有消失。斯蒂文的父亲跟祖父柏格理一样都是非常谦卑的人，比如说写论文的时候，他会把自己的名字放在后面，而把学生的名字放在前面，在休假的时候也会去工作，即使很忙，他也会坚持写关于柏格理的书，也会花时间跟家人在一起。就像柏格理有很多苗族的助手一样，斯蒂文的父亲一直在不断地鼓励人、帮助人，他创建了耶鲁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生物医学系，并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设立了一个以他名字命名的奖学金，去世以后，学校对他的评价是“一个著名的人道主义者”。斯蒂文先生说，他的父亲在晚年的时候变得更加的宗教化，相信世界很复杂，不会是偶然出现的，一定是有一个来自很大的力量来安排世界的一切，越到晚年越相信这一点，还写了一本可能是关于石门坎福音之类的书。关于父亲在传记里面写到的有关石门坎的负面记忆的原因，斯蒂文先生解释道，父亲作为传道人的后代深知传道人生活的艰辛，这种信仰生活对年幼的父亲来讲是不太能理解。石门坎艰苦的物质环境，贫寒的家庭生活，以及柏格理牧师把生命的一切交然交托给上帝的全心爱主精神，特别在柏格理去世以后，祖母艾玛独自带着四个孩子艰辛的生活，只是得到很有限的支持，他们的生活常常要靠奖学金和打工来维持，这段艰苦的童年生活给斯蒂文的父亲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斯蒂文的父亲对祖母艾玛有很深的感情，以前常常跟他的孩子们讲关于艾玛的故事，还曾写过一部关于艾玛的传记，只是还未出版，也未翻译成中文版。在斯蒂文父亲的记忆里，艾玛是一位非常慈祥的母亲，出于母爱，她是希望孩子们不要当传教士，因为她已经亲身经历过跟骨肉分开的痛，不想自己的孩子也经历这样的痛苦。当时，柏格理把他的三个儿子放在英国抚养，只带了最小的儿子在石门坎长大，艾玛跟其余三个儿子远隔重洋，很担心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孩子，这种骨肉至亲分离的痛对于一个母亲来讲是多么的沉重。艾玛的慈祥和善良还体现在，她在昭通建立了一所学校，同时也是孤儿院，收留、教育那些被遗弃的孤儿（大多是女孩）、不想绑小脚的妇女和上不起学的小男孩。除了办学校之外，艾玛还和柏格理建立小诊所，帮穷苦人家治病，并照顾传教士；此外，还建立了疾病收容所，有某种疾病的人可以去他们那边治病。斯蒂文先生高兴地说，他很幸运在祖母艾玛九十六岁的时候见到了她，跟祖母说话的时候，祖母的眼睛明亮清徹，言谈非常地清醒、警觉和幽默。他当时还很小，也不了解中国，对中国也不是特别感兴趣，所以没有问艾玛关于石门坎的故事。

斯蒂文的儿子布莱克说，只有我们更好地理解了柏格理，我们才能更好地走柏格理那样的路。他坦言，他的家庭一直是在宗教和科学之间游离，尽管他的父亲斯蒂文是一个急诊室的医生，也读过两年的神学院，但对于他的家庭来讲，在父亲斯蒂文那里更多的偏向科学这个方面。所以，他们一直在做一个平衡，这个平衡就好像教育和信仰的关系一样，对祖父柏格理来说，他很好地平衡了教育系统和信仰系统。布莱克觉得这种平衡是很重要的，就好像他来到贵州，对他的心灵来讲得到很多养分，但回到学校去，他又要平衡学校里的生活与他心灵上、属灵上的一些东西，从而达到一种和谐。

布莱克是一位物理学博士，有一天看物理书籍疲惫了，就在家里的书橱里无意间翻阅了有关柏格理的书籍，包括柏格理日记。正如安晓敏所说，柏格理日记里的文字是一种有温情的文字，他的笔下没有苦难、没有痛苦，能让她从中寻找到自己和她的家族，她被柏格理的写作迷住了。布莱克亦何尝不是呢，他也被柏格理深深地感染了，对遥远的石门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不想只在书本里想象石门坎，于是决定到石门坎了解祖父和石门坎的故事。斯蒂文很担心儿子一个人到偏远的石门坎的出入安全，于是2015年（恰逢柏格理逝世100周年），斯蒂文一家人都陪着布莱克来到了石门坎，受到当地苗族群众热烈的欢迎。这些苗族群众，尤其是苗族基督徒，怎么也没有想到此生还能见到敬爱的柏格理的后人，仿佛时光倒流，又回到了一百年前的时空。经历这次石门坎之旅，布莱克对石门坎的兴趣一发不可收拾。今年，布莱克决定把学校的社会义工实践安排在石门坎，他说很愿意帮当地的民众干苦力，希望多安排体力活给他。今年的贵州之旅，父亲斯蒂文特意请了一个星期的假期再次陪伴儿子布莱克来到贵州。但是接下来的石门坎义工活动，布莱克必须一个人去完成，他很有自信，也很愿意以这样一种方式来感受曾祖父柏格理对石门坎苗族的爱。

一位在石门坎坚持做乡村规划和教育文化公益活动的基督徒，张赐安先生说：“爱是不分民族、性别、国家的，也是不分地位的。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为我们能进入石门坎的事业当中而感到高兴。”他认为柏格理的后裔和安荣之的后裔这样的回忆和对话，见证了跨越两种独特的文化、两个独特的民族的爱，这样一个遥远距离的挂念，是不同凡响的，具有非常了不起的意义。虽然我们做不到伯格理牧师那样圣洁的人生，但是我们渴望这样的人生。基于这样的渴望，我们大家一起手牵手，心连心，一起为石门坎教育和文化的发展而奉献，一起追忆和践行柏格理精神。斯蒂文和儿子布莱克连续两年来到贵州、来到石门坎，亦是对柏格理传教精神的继承和弘扬，他们以后还会再来石门坎，会与大家一起共筑石门坎的爱心之墙，将柏格理精神继续传承下去。

原文标题为《我与石门坎——跨越百年的记忆和对话》，原文载自“爱在石门坎”微信公众号。基督时报蒙允转载，不拥有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