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国四次宗教大觉醒看基督教的发展趋势

北美殖民地建立之后直到今天，美国经历了数次的宗教大复兴，福格尔总结并提出，“美国宗教热潮的兴起呈现出周期性，其周期大约为100年。每个周期可分为3个阶段，每个阶段大约要持续一代人的时间。”[1]

美国经历的四次大复兴分别是：
第一次大觉醒(1730—1757)；
第二次大觉醒(1800---1920)；
第三次大觉醒(1890---20世纪初)；
第四次大觉醒(1950一1980年代)。

每次宗教大复兴都是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宗教与社会发展之间彼此适应调节的表现，但是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在基督教与社会之间，随着历史大发展所产生的错位与矛盾，在社会发展面前，宗教对社会的影响力不断下滑，所以需要以宗教复兴的方式来使基督教重新赢得关注，重新树立教会的权威，以此方式来适应社会的发展。同时，基督教内部不断分化，按照人群重新划分自己的关注群体。

纵观美国的基督教宗教大复兴，笔者发现在世俗社会的不断发展面前，基督教对世俗社会的影响范围越来越小，实际上每次基督教复兴都是在力图扩大由于基督教在人们生活空间中影响力不断萎缩导致的不利后果，这在历次基督教大复兴所提出的目标中表现出来。但是随着世俗化的发展，经济的提升，人们对传统宗教的关注越来越小。

本文通过考察四次大复兴之间的对比，阐明作者的观点：基督教的大复兴实际上是基督教不断衰落的表现。

一、第一次大复兴

自17世纪初第一批移民的到来，到18世纪初第一次基督教大复兴，两者之间仅仅相距百年。通过这一百年的发展，移民们在北美这片殖民地上创造了他们生活的家园，但是大部分从欧洲大陆为躲避宗教迫害和寻求新生活机遇的人们，却仍然受制于大陆的管辖，不论是政治还是经济，乃至宗教信仰。当时间进入18世纪的时候，人们已经越来越不能忍受这种欧洲大陆古老体制的控制，而试图建立一种新的社会模式，以承载他们新的生活理念。

所以18世纪的北美第一次宗教大复兴，就不单单是一次宗教运动，还是一场社会运动，一场观念的革命运动，我们可以说这是欧洲大陆启蒙运动的延续，也可以说是肇端于16世纪宗教改革的延伸。

1.1大复兴之前的宗教格局

教会在殖民地的重要作用可以从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的北美体验中看出。他从一个德国牙医那里得到一个故事，一位病人开口就说自己是属于什么教派什么教会，这让牙医充满疑惑，后来明白，他说明自己教派身份的用意是表明自己的经济实力和信誉，付得起诊疗费，所以希望得到医生更好的服务。美国学者彼得·伯格在著作《宗教美国，世俗欧洲？》中说，自己在浸信会长大的教授同事，在成为教授后突然转变加入卫理公会，在问及为什么不加入圣公会的时候，那位同事说自己在努力争取。所以他说“划分的细节和标准随区域和地方的不同而变化，不尽一致，但也有一个得到广泛认可的等级秩序存在。居于最顶端的通常是圣公会教徒，长老会、卫理公会教徒紧随其次，最底层则是浸信会教徒以及其他福音派教徒。”[2]不同的教派也就意味着不同的阶层，不同的身份。所以基督教在殖民地人们的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第一次大觉醒运动前夕，北美的基督教各大派别呈现纷繁复杂的局面。

英国圣公会是宗教改革之后在英国保留了大部分天主教特色的新教教派，圣公会把英国国王定为自己的最高领袖，所以圣公会也是英国的国教，圣公会牧师也相当于国家公职人员，国民所纳的税里面就包含圣公会神职人员的工资。

圣公会早在1607年就到了北美殖民地，并且在詹姆士顿城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随着殖民地的发展，英国力量在北美殖民地的壮大，北美殖民地逐渐被英国控制，在英国王室的支持下，圣公会成为北美地区的国教。但是圣公会的主要地盘在南方州，在英国政府的支持下，圣公会在南方地区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认为英国宗教改革不彻底，从而不认同圣公会的清教徒，在与国教的斗争中产生了公理会和长老会。长老会强调教会之间的联合，从而建立总会下辖区会的等级制，没有独立教会，任何个体教会都属于总会的分支。而公理会则不认同长老会的模式，更加倾向于独立教会联合的架构，认为教会自己决定自己教会的事务才是最符合圣经的教导。正是在和国教以及长老会的斗争中，公理会产生了宗教宽容的诉求。

在1620年，著名的五月花号载着第一批公理会教徒抵达北美新英格兰地区，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的清教徒不断渡海而来，新英格兰地区也随之成为他们的根据地。为了防止发生像英国对清教徒镇压的宗教压迫出现，便在马萨诸塞州殖民地将公理会确立为官方宗教。“作为英国在北美的王室殖民地之一的马萨诸塞殖民地属于新英格兰地区，那里是清教徒比较集中的地方。”[3]

除此之外，来自于英国的教派还有教友会即贵格派信徒。他们主张男女平等，反对设立牧师，不设信经，强调信徒个体与上帝之间的交流，反对战争，因而被英国圣公会视为异端而遭到逼迫，从而像清教徒一样，把北美殖民地当做避难之地，希望在这里可以建立一个自由的国度。但是在早期的时候，英国国王颁布法律，凡是被驱离出境而后又到北美殖民地的贵格教会成员处以死刑，所以贵格会在北美很难发展壮大，直到1661年英王查理二世废除该条法律。1681年在领袖威廉斯潘的带领下，教友派终于获得了宾夕法尼亚殖民地，以此为根据地，教友派获得了长足发展。在宾夕法尼亚殖民地，教友派相当于国教的地位。

除这些英国教会之外，欧洲大陆其它基督教新教教派也不断涌向北美殖民地。这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是路德宗教会和荷兰的改革宗教会以及苏格兰长老会。路德宗信徒到殖民地后，因为缺乏牧师的缘故，信徒逐渐改信其他宗派，所以路德宗教会在北美的危机感较强，也在努力寻求突破。其次苏格兰长老会和荷兰改革宗信徒也不断涌向殖民地，一方面逃避欧洲大陆对他们的迫害，一方面寻求新的商业机遇。再洗礼派也在罗德岛建立了自己的大本营。

北美殖民地是个移民的国度，欧洲各国的新教成员不断涌入，这造成了北美错综复杂的基督教教派格局。新移民不仅将自己的宗教信仰带来，同时带来的还有欧洲大陆的宗教体制，各个殖民地一般都有自己的官方宗教，从而对于其它非官方宗教或者小教派采取驱逐或者歧视的政策，以达到限制非官方教派发展的目的。“各殖民地当局还把上层集团信奉的教派确立为官方教派：南方奴隶主和贵族信奉的圣公会，北方工商业者和官吏的清教以及中部宾夕法尼亚上层信仰的教友派都被立为官方教会，而以劳动人民为主的各教派则被列入‘异教’之列，倍受歧视和打击。”[4]

官方教会的设立，意味着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官方宗教成员往往形成自己的既得利益，所以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从而将殖民地划分不同地盘，在自己的地盘上维护着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官方教会严格规定了神职人员的从业资格，比如长老会规定只有受过名牌大学教育的人员才能成为牧师，这样就造成了牧师的稀缺，从而信徒和神职人员之间的关系被疏远。

1.2复兴时期的北美经济贸易发展及人口多元化

北美殖民地土地肥沃，早期印第安人在此已有相当成熟的农业种植经验，所以当欧洲大陆移民到达殖民地之后，农业生产一直是殖民地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在18世纪，英国的烟草业发展迅速，所以殖民地大量种植烟草，输入英国以及欧洲其它国家。除了烟草之外还有小麦，殖民地因此被称为面包殖民地，这些交易给北美殖民带来大量经济收入。农业生产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所以在北美殖民地，“18 世纪末, 90% 的美国人靠务农赚取主要生活来源。”[5]

除了农业的收入，北美因为靠近大西洋，有绵长的海岸线，有着优质的港口和丰富的海洋资源，所以北美内陆地区发展农业，种植小麦、烟草等经济作物，沿海地区则发展渔业和海洋贸易。

但是因为欧洲重商主义的影响，使殖民地的商品必须首先满足母国的需求。1660年一项法律规定：英国本国殖民地上所生产的某些被列举的商品（如绿烟草、羊毛、棉花等）只许可运到英国，后来又加上其它航海物资和大米、生铁、皮毛、珍珠灰等其它产品[6]。而且这些被规定商品的价格也受到限制。重商主义理念严重阻碍了美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导致美国独立战争爆发的导火索的波士顿倾茶事件，就是源于英国对东印度公司的茶叶保护，而引起北美茶商的不满为诱因的。除这些被列举的商品之外，其他商品（主要是鱼类，谷类）英国出于贸易保护的原则征收高额关税，以此限制由殖民地向母国输入，所以殖民地便将贸易航线开到西印度群岛和欧洲南部[7]，这些出口贸易给殖民地带来大量的外汇收入。

北美殖民地的经济迅速发展，加上远离母国英国，政治控制相较欧洲大陆自然松懈许多，再者在北美殖民地的移民开始的时候多是本国不信奉国教者，所以殖民地的宗教和国家政策相较大陆而言宽容。经济的发展，财富的机遇，17世纪下半叶促使移民的规模增加，而在移民中，非英国籍欧洲人持续增加，到大复兴前夕，英国移民已经不占绝对优势。在地理大发现之后，欧洲人的眼界开阔，欧洲大陆本身已经限制了他们的发展，所以这些蜂拥而至的移民，已经不单纯是因为宗教的迫害，而是在寻找自由的同时也寻找着发财致富的机会，世俗目的与宗教自由相比，显然前者动力大于后者。发财致富颇符合加尔主义的教义，那些被上帝选中的人，显然也会拥有更多的成功机会，所以在世俗社会的成功和财富是上帝选民的标志，“成为上帝选民的主要表现，是上帝赐给的世俗的胜利，胜利愈多，上帝的选拔就愈为肯定”[8]。

繁忙的农业生产和其它工业贸易生产占去了人们大量的时间，为了发家致富，农民一般在农闲之余会相伴打猎，所以对于宗教生活也就相对淡漠了。

当人们从欧洲大陆历尽艰难来到北美殖民地，开始的时候，宗教信仰是团体认同的唯一纽带，正常出席宗教生活是团体团结的保证和团体身份的标志，所以这个时候宗教领袖和团体领袖是一体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开始的时候，政教合一的体制在北美会占优势的原因。但是随着人们对生活环境的熟悉、经济的宽裕、机会的增多，对原来政教合一的模式就不会认同。这与第一批殖民地移民的理想相去甚远，他们试图建造基督教王国的梦想，正在被历史的发展打破。牧师约翰·希金松在一次“神选讲道”中不得不提出警告：“新英格兰是宗教的殖民地，而不是商业的殖民地。”[9]

因此，在美国的历史上一直存在宗教与世俗的张力。

1.3大觉醒的爆发：自我命运的掌握

各个殖民地随着欧洲移民的涌入，新教人数也不断增加，到大复兴之前新教徒占据绝对多数。随着新教徒的增加，新的教会也不断增加，但是牧养教会的神职人员并没有按比例上升，这造成大量教会没有欧洲大陆母国派遣的牧师，这是殖民地早期的特点。虽然新教徒在新的地方建立新的教会，但是教义和教会治理体制依然沿袭欧洲大陆的传统，尤其是在神职人员的资格认定上。而欧洲大陆新教为了更好控制殖民地教会，也在牧师的资格认定上坚持旧有规定而不放松，这造成殖民地许多教会不得不自己寻找神职人员，所以那些没有受过相应教育，不符合欧洲大陆教会规定的任职资格的人员也进入教会牧会。

一方面，大量教会的出现导致对牧者的强烈需求，而欧洲大陆对这种需求又进行严格的限制从而产生牧者严重缺乏的现象，这导致殖民地教会信徒和欧洲大陆的教会体制之间造成巨大冲突。

另一方面，殖民地的信徒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和工作生产方式的不同，和原来旧有聚会的模式和教义也就不再匹配，从信徒方面来说也需要聚会形式和教义的改革。

同时不可忽视，各个殖民地设立国教，实行政教合一的体制，造成对小教派的压迫，小教派也需要动员信徒的宗教激情来打破地区之间宗教信仰上的分裂，同时以奋兴的模式来削弱官方教会对宗教表达方式的垄断。

大复兴的突破口就源于长老会的牧师资格之争。长老会与其它新教教派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就是牧师短缺的问题。按照长老会的体制，牧师资格必须由总会严格认定，须受过欧洲大陆的名牌大学高等教育，受过总会的考核许可并颁发牧师证书方能成为牧师，这对于北美的长老会教会来说显然杯水车薪，严重限制了北美长老会的牧师数量，教会不得已接受平信徒成为牧者，但这显然不符合长老会总会的要求。

此时，爱尔兰移民牧师坎特南不满于长老会的模式，自己创办名为圆木学院的神学院培养牧师，这个学校被长老会总会讥讽为“木舍学院”，但是圆木学院却培养了大批的神职人员，他们成为大复兴的重要力量。在聚会形式上，坎特南也一改过去死气沉闷按部就班的讲道模式，而采用更加灵活和富有生气的讲道，以唤醒信徒的宗教热情，提高信徒的灵性生活，同时把宗教情感体验作为重生的重要内容，而责备正统牧师的灵性缺乏。

由此，导致了长老会的分裂，锐意改革的坎特南代表着新派，而正统的长老会代表旧派。

长老会的改革带动了信徒的宗教热情，许多其他宗派的信徒也蜂拥而至，因此其它教会也深受感染。就此，以满足平信徒宗教热情的大复兴开始，跨越地区、跨越宗派，如火如荼展开。由长老会的分裂带来的宗教大复兴也意味着整个殖民地新教的新派与旧派的分裂。

爱德华兹的出现则将大复兴推向高潮，这位出身牧师世家的神职人员，深刻意识到此时北美这片大地的现状，他的布道和神学思想回应了当时受到经济和启蒙思想影响的北美新教状况。

爱德华兹提出上帝的至高主权以回应欧洲大陆启蒙思想和自然神论给基督教带来的危机。上帝的至高本性并不影响人的理性和自然法则，但是上帝的至高特性在人的理性和自然法则之上，所以人在信仰上依然要以上帝为中心，以自己的行为来回应上帝的道德要求，不可做赌博、纵欲等违背道德的事。其上帝至高性的强调是调和加尔文预定论和自然神论与启蒙思想的努力。

其次爱德华兹强调宗教情感的作用，在宗教狂热和理性之间寻求平衡。“他强调情感的作用，因为如果没有情感的积极参与，仅靠理性的作用，仅靠关于教义和神学的知识，是不会产生对上帝的信仰的。”[10]“认罪和皈依宗教都是势不可挡的感情上的体验，是人类躯体几乎难以容纳的”[11]。爱德华兹调和了传统教会死气沉闷的神学教条和宗教狂热之间的张力，主张宗教情感体验是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肯定宗教情感体验是承认信徒个体对信仰的表达，每个人的宗教情感体验都是不同的，但是只要符合圣经都是神圣的，这实际上是将信徒个体从传统神学体制中解放出来。

最后，爱德华兹的千禧年后论，更是代表着殖民地人们对世界历史未来发展的乐观心态，这是爱德华兹对基督教面对世俗化冲击的回应。

而另一个布道家怀特菲尔德则将英国卫斯理领导的大复兴带到了北美殖民地。

18世纪的英国同样面临着北美的问题，社会经济发展造成社会分裂，而政府并没有放太多精力在底层群体上，所以卫斯理以底层为基础建立了循道会，这是英国底层基督教在英国底层社会成长过程中抑或说英国的平民社会成长中扮演的角色。最终怀特菲尔德和卫斯理因为预定论问题而分裂，但是怀特菲尔特还是将卫斯理循道会的布道热情和方法带到北美。他演讲时的丰富情感，无不一次次撞击着听众的心灵，他为听众仿佛量身定做的讲道内容，让听众在官方教堂和欧洲大陆的精英宗教模式之外，第一次感受到了信仰的热情，以至于教堂有时候无法容纳前来听道的人群，而不得不将布道放到野外，这种野外的布道模式被北美大复兴中的牧者们争相效仿，从而将大复兴推向高潮。

大复兴持续了十几年，爱德华兹1757年的去世被认为是大复兴结束的时间[12]。大复兴给北美殖民地带来巨大的影响，促进了统一独特的文化风格的形成，也带来了国家的独立意识，直接影响了随之而来的美国独立战争。同时另一方面也打破了各州因确立国教而带来的四分五裂。大复兴之后，官方教会逐渐式微，而民间独立教会不断成长。

第一次大复兴为美国基督教历史提供了基督教复兴的典范和动力源泉，之后只要基督教在社会上影响下降，对社会发展远离基督教理念不满，就会发动大复兴来重塑基督教在社会中的权威。此外，第一次大复兴还促进了美国国家和独特民族观的形成，将之前移民对母国的认同通过大复兴转移到新的国家和民族认同上。大复兴对人与上帝直接交通的强调，打破了传统官方教会教士对信徒的控制，形成了人人平等的观念。同时浸礼派对政教关系的发挥也促进了政教分离观念的产生。

但也不可否认，第一次大复兴的部分原因是回应北美新的处境与传统欧洲基督教之间的张力，是基督教以大复兴的模式面向社会经济发展的自我调整，换句话说就是第一次大觉醒加速了基督教世俗化的进程，之后的几次大复兴都是基督教不断世俗化的运动。

二、第二次大复兴

距离第一次大复兴不过五十年的19世纪初，美国迎来了第二次大复兴。19世纪初的北美，独立战争让美国诞生，脱离了英国的统治。同时，美国在独立战争结束后迎来了巨大的发展，不论城市的规模还是人口规模都达到空前的程度。正是在美国不断壮大的时候，迎来了第二次大复兴。这次大复兴的背景和第一次相比已经大有不同，因此所采取的方式和目的也不一样。

2.1启蒙运动与工业革命的深刻影响

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结束，标志着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的诞生，美国在经济和政治上获得独立。但是国家的独立并不意味着欧洲影响的结束，在离开了英国的控制之后，美国受到欧洲思想更深刻的影响。

启蒙运动被认为是向宗教神权发起的挑战，目的是将人从神权控制下解放出来。人不再是上帝的工具，人具备的理性可以思考一切问题，从而打破了天主教祭司对人思想的控制，人可以自由去追求幸福和个人发展。伴随着地理大发现，人对世俗财富的欲望被激发出来，而人们纷纷涌向北美殖民地的众多动机中，信仰自由和寻求财富是两个主要内容。随着北美航海贸易的发展，思想传播也加大了速度，伴随着海上来往的船只，欧洲启蒙思想源源不断地传播到了美国，并成为独立战争的思想资源。

在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者看来，“思想胜于情感，理性重于神示，德行强于奇迹，公德优于自我拯救”。18世纪中期以后，以熟悉欧洲哲学和文学为自豪的有教养的美国人深受这些观念的影响[13]。富兰克林的自传揭示了那个时代启蒙思想对美国的影响有多么深远。

由此，这样一个远离欧洲，为了逃避欧洲政教合一迫害的国度，理性和自由成为这个地方人们的原则。换另一个概念来概括这个进程也十分恰当，那就是世俗化。在贝格尔的经典宗教社会学著作《神圣帷幕》一书中，他认为宗教塑造了世俗社会中诸多诸如法庭、政府等机构的秩序，这些秩序在启蒙运动之后不再需要神权的支持。这促生了美国政教分离的政治原则。正是在政教分离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这片曾经的殖民地上，宗教在人们心中的地位正在下降。参与起草《独立宣言》的杰佛逊则是另一个典型实践启蒙思想的例子，“杰佛逊在公益服务中追求多方面的理智生活所体现的启蒙思想。”[14]

17世纪中期开始的英国工业革命也影响到了美国人的观念。18世纪中期英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蒸汽机和水力的利用、大型纺织机的运转，让纺织业获得了长足发展。在工业革命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市场开始形成，对未来的期盼不再像传统宗教那么悲观而是更加乐观。

追求个人幸福和个性解放的浪漫主义思潮在17世纪末也加入到美国的流行思潮中，影响了一大批的作家，其中梭罗的《瓦尔登湖》所传达敬畏自然的观念，已经告诉我们宗教的外衣距离美国人的生活有多远。

殖民地的清教信仰对金钱的约束观念此时已经不能动摇人们对金钱的追求，活跃于19世纪早期的作家爱伦坡在他的作品中表达了对时代的不满，“他的十四行诗《致科学》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浪漫主义者对当时的拜金主义的哀叹。”[15]

欧洲的启蒙思想和宗教世俗化正在影响年轻的美国，宗教的影响大不如以前，这在第一代神学家移民眼里，美国正在远离上帝。

2.2人口扩张与中产阶级的崛起

“美国建国之时，美国社会主体上是比较均质的，主要是一个信奉新教的英国移民后裔组成的白人农业社会。”[16]美国一直是一个移民国家，尤其是18世纪更是人口剧烈膨胀的时期，1641年外来移民大概5万人，到1760年美国外来移民统计大约160万人，独立战争前更达到250万，其中包括大量奴隶的输入[17]。而此时由高生育率带来的人口自然增长也不可忽视，殖民地家庭一般生育子女较多，威廉·曼宁到1783年就和妻子萨拉生育12个孩子[18]。而进入十九世纪移民速度增加更快，规模更大，1820年到1925年之间，进入美国的移民在3300万到4500万之间[19]。

在独立战争之前的移民中，大量非英语移民来到美国，主要包括德国人、苏格兰人、法国人，这些移民都属于中下等阶层。经济发展使北美出现大量的中产阶级，“使当时的北美成为以中产阶级为主的农业社会，社会成员主要是农民、商人、教士、律师、医生等。”[20]实用型、专业型人才的出现并占据主导，改变了社会的结构，造就了中产阶级主导的北美社会。中产阶级持乐观的态度，宗教对世界的悲观看法对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影响力。美国宗教社会学家英格评论道：“毫无疑问,尤其是在美国中上层阶级的宗教和大多数作家的意识里,‘上帝本身变成了共和者’。当然，‘自我信赖’的教义比起‘由上帝的钦选而获救’的教义更接近美国的实际。不过，危险在于因为人们习惯于通过著名人物的思想来判断往事，这种做法导致社会上那些不善说教的人们将被忘却。许多传统神学特别活跃地存在于下层阶级的宗教生活中。”[21]

2.3第二次大复兴的爆发：重拾失落的教会权威

18世纪末19世纪初美国独立战争之后，领土扩大了3倍，人口增加了5倍，但是基督徒的人数增加并不显著，相比殖民地初期，基督徒所占比例反而下降，到19世纪初基督徒只占总人口的10%[22]。另一方面，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发展，启蒙思想的影响，让人们把注意力由上帝转向人类自身。经济发展产生的社会问题，也让基督教传统神学在解决现实问题上显得乏力而无法应对，所以在19世纪初基督教在社会上的影响持续下降。

因此，教会内部的神职人员，决定通过宗教复兴来重新树立基督教的权威。这场运动依然从新英格兰地区兴起，迅速影响整个美国。1799年在马萨诸塞公理会的年会上，与会者们列举了社会的道德堕落、腐败、对上帝的怀疑、对福音的不信任，参加聚会的教徒人数下降等，最后号召大家“复兴原始基督宗教”的教义和仪式，以期重新赢得民众对基督教的皈依。[23]

在神学上，否定加尔文的预定论。被誉为近代宗教复兴神学之父的查尔斯·芬妮认为，人是否得救，不是上帝的预定，《圣经》才是最后的权威。在引发美国内战的奴隶制问题上，否定预定论对于废除奴隶制有着关键的影响。因着对于蓄奴问题的不同神学立场，南北教会大分裂也是这次大复兴的结果。南方教派神学家们认为蓄奴是圣经允许的，援引圣经《创世纪》、《利未记》以及《新约》中的《哥林多前书》，认为奴隶制是圣经许可的。他们举出挪亚的故事，因为没有为父亲遮盖身体，闪以及他的后裔被父亲挪亚诅咒为含以及他后裔的奴仆，南方人把黑人当做闪的后裔，而含则是白人的祖先。所以预定论对于个人是奴隶还是主人有着很强的说服力。

因着美国基督徒比例的降低，和面对大量没有归信基督的人，向他们宣教也成为第二次大复兴的主要内容。在否定了加尔文预定论的基础上提出的普遍救赎论为向不信者传福音提供了神学上的可能：既然一个人是否得救不是上帝预定的，那么所有人都有可能得到上帝的救赎，耶稣是为了所有人钉的十字架，而不是为那些少数被预定的人。“这一思想使异教徒获得救赎在神学上成为可能，从而大大唤起了人们的传教热情，并论证了异教徒获得救赎的可能性，为传教运动提供了理论依据。”[24]

向异教徒宣教，这是第二大复兴的主要内容之一。

大复兴的另一个理论观点是基督复临论。耶稣降临是基督徒的盼望，因为耶稣降临意味着和平与繁荣，意味着这个苦难世界的衰落，是基督教战胜一切异教、邪恶力量的标志。耶稣即将降临并建立千年王国，信徒将获得永生，为了迎接这个千年王国的到来，每个人都必须传播福音，让更多的人归信。在耶稣复临的理论中，向异教徒传福音也就成为一项急迫的事情，查尔斯芬妮“不主张信徒通过忏悔和虔信就可以得到拯救，而宣扬善行的重要性和教会在社会道德改造中的作用，号召皈依青年去西部，去海外，不仅传教，而且推进道德改进的事业。”[25]这掀起了向异教宣教的高潮，不仅是针对美国本国的异教徒，而且更包括美国之外的异教徒。正是在这场宣教大潮中，美国宣教士来到了中国，但是此次来中国的传教士多是传统教会，拯救灵魂，传播福音为主要事务，对文化和社会问题关注不大。但是这场旨在向海外宣教的动员运动，吸引的并不是全美国的人，而是集中在第二次大复兴的核心区域，即新英格兰地区和西部的偏远地区。“美国海外传教运动的志愿者大多来自福音运动的中心，亦即新英格兰中西部的小镇和村庄以及纽约州(New York)北部的偏远地区。”[26]他们一般信奉比较保守的宗教信条。

因此，第二次大复兴兴起了一场向异教徒宣教的热潮，“美国教会各界对传教的热情空前高涨，传教舆论宣传在新英格兰地区尤为突出，一些神学院和大学的学生对传教事业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趣。 ”[27]

在聚会形式上，与第一次巡回布道不同，第二次大复兴因地制宜采取了新的模式，面对西部地区，地广人稀，教堂等宗教聚会场所缺乏等因素，大复兴采取了野营布道的模式。这种布道方式与野外布道不同，野外布道只能持续一天，人们听完各自回家，野营布道把帐篷和布道结合，是野外布道和巡回布道的升级版，以野营的方式，人们可以在野外数天。

布道风格也不同于上次大复兴的正统的布道方式，而是狂欢的模式。西部主要是底层农民，所以狂欢的模式颇能符合他们的诉求。面对城市，则采取了延期布道的模式，也就是布道持续数天，风格也是接近狂欢的模式。这两种布道方式都是不限制宗教情感的表达，可以狂舞也可以大声叫喊。

第二次大复兴因为主题是向异教徒宣教，这些异教徒包含没有归信的黑人奴隶，所以第二次大复兴加速了黑人教会的发展，他们在废奴运动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同时第二次大复兴也因为对加尔文预定论的否定，在蓄奴问题上导致南北教会的分裂，因为南方教会的神职人员和信徒大都蓄奴，所以他们坚决反对废奴运动。因此，第二次大复兴也是南北战争的宗教序曲。

三、第三次大复兴

在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的发展突飞猛进，工业革命加上西进运动，给美国带来经济的飞跃，进而带来大规模的城市化。面对世俗社会出现的问题以及教会权威在社会中影响力的下降，美国在19世纪末又兴起宗教大复兴，史称第三次复兴。

3.1移民与城市化

美国的工业革命首先从北部的新英格兰地区开始，18世纪末就进入到机器化大生产的发展阶段。

1790年施莱特仿制新式纺纱机成功以后, 在罗德岛建了第一个纺纱厂，从此新英格兰地区成为美国最早的纺织业基地。

1812年路维尔造成了新式弹力织布机, 并在马萨诸塞建立一家纺织厂。

到十九世纪初美国的纺织业已经初具规模。

而到了1831年，美国有纺织厂801个，到1840年增加到1240个，到了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美国的工厂已经可以制造机器，这标志着美国工业革命的完成。[28]

美国内战之前，因为美国内陆的交通问题，致使南方一些生活必需品必须自给，所以南方兴起了一些小型的诸如面粉、冶铁、纺织工厂，在规模上和北方不能相比，依然属于庄园经济。南北战争之后，南方建基于奴隶制上的庄园经济崩溃，北方的工业化积累的资本进入南方，“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南方才成为冶铁、木材、棉纺、棉籽油、肥料主业的重要基地。”[29]

到1890年的美国，煤年产一亿四千三百万吨；铁一千四百万吨；钢四百三十四万五千吨；石油六百一十九万吨，以上重工业产量均居世界第一位。同时美国当时的农业机械也是世界最先进的，1860年-1900年间小麦产量增加了三倍, 占世界小麦产量的百分之二十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小麦出口国。[30]

伴随着工业迅速增长，经济繁荣，美国此时的移民和城市化也是规模空前，工业发展的前提是美国的劳动力增加，而移民为美国的工业化贡献了大量劳动力。

1800年-1900年美国城市人口比例由6%上升到40%，到1920年美国城市人口比例超过50%，基本实现城市化。[31]城市的扩大，人口的膨胀，经济的发展，这是三个关联的因素。“随着美国工业化的纵深发展，在大城市和中等工业城市中，不仅创造了大量非熟练工人的工作机会，而且扩大的经济规模带来了低技能的服务业的大量需求，这些都是教育程低、劳动技能缺乏的移民们最佳的立足之地。”[32]

城市的兴起打击着美国的传统乡村文明。

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媒体也相应获得极大发展。为了能迎合观众的口味，从而提高发行量，18世纪末，黄色报刊是流行的写法。“黄色报刊是在力图赢得读者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对这些公众的所谓文学只不过是家庭故事和质量低劣的小说而已。用这种方法写新闻的，要乞灵于本能的爱好,其公式是：对女人写爱情和浪漫文学；对男人写运动和政治。”[33]城市发展的问题，这只是其中的一个缩影。

在传统基督教看来，美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是美国正在堕落的过程，在他们眼里，美国正远离传统教会的宗教理想。

3.2现代派神学的兴起

与城市化同时兴起的，还有欧洲进化论和世俗化浪潮。在这种局面下，基督教也出现了一场大分裂，即认可社会发展、从理性和科学等新的视角审视《圣经》和自身信仰、以使自己适应社会的方式回应世俗化的现代派神学；和保守基要、力图以传统基督教改变和控制社会、以使社会发展符合其基本要义的保守福音派神学。

第三次大复兴即是保守福音派神学的基要回应。

早在18世纪初，基督教第二次大复兴时，受到欧洲浪漫主义影响的艾默生和作家梭罗，就对传统基督教的唯《圣经》观念的僵死教义进行过深刻的批评。梭罗的《瓦尔登湖》是号召人们从对《圣经》中的上帝转到大自然中的上帝，用自己的感觉回应离我们更切近的自然的召唤。兴起于欧洲的浪漫主义，在整个18世纪对美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浪漫主义对人情感的强调，与传统基督教把真理限制在《圣经》中和人的一切行为都要符合圣经的教义的感情压抑形成鲜明对比。浪漫主义对人情感的肯定，让现代派神学放弃把上帝框死在《圣经》里的教义，而认为通过感觉和直觉同样可以感受到上帝的存在，上帝不仅存在于《圣经》中，还存在于人的情感中，存在于引起人情感的大自然中。在浪漫主义的影响下，个人价值和个性的自我表达成为现代派神学不同于传统基督教的鲜明特色。由此现代神学否定了传统派人生而有罪、上帝双重预定的教义，取而代之的是人的得救与否在于个人的意愿。

“作为人，他其实就是上帝的儿子。他不用去成为一个上帝的儿子，而仅仅只需认识到自己早就是上帝儿子这一事实即可。”[34]

除了浪漫主义之外，现代派神学的出现还得益于进化论的影响。19世纪中叶达尔文出版了著名的《物种起源》。他在书中，通过自己的考察，列举了详细的案例，透彻地分析了物种演化的历程，把在他之前的进化论理论推向了欧美思想界，形成影响深远的思潮。进化论的特点是认为世界的发展有着自己的规律可循，使传统基督教《圣经》的创世观念受到极大挑战。进化论关于世界不断演化，今天的人类历史只是进化链条上一环的观念，影响了现代神学关于基督教观念也是不断演化的观点，这动摇了传统基督教唯独《圣经》和教义永恒不变的观念。而对于历史的发展，现代派神学认为人类的历史在不断向更好的方向发展，这种发展是上帝自我展现的一部分，历史的发展对人来说应该持乐观的态度。

除以上观点之外，现代派神学还越来越受到现代文本批评的影响，这形成了《圣经》高等批判。这种观点认为，我们对待《圣经》不要像传统神学那样去崇拜，把它当成偶像，而是要运用历史学和语言学、考古学的成果对《圣经》进行全面考察，解构圣经的神话结构，而回到真实的历史背景。

3.3第三次宗教复兴：对现代派神学的反击

作为对现代派神学的回应，传统基督教也就是保守福音派发动了自己的反击。

自1873年开始，保守福音派牧师德怀特·穆迪在美国以巡回讲道的模式，开启了第三次宗教大复兴。他以动人的腔调，富有感染力的方法，不断宣讲基督教的道德。在穆迪的感染性布道之下，据说“一百多万人实现了皈依。”[35]

对道德的关注，是这次基督教大复兴延续上次复兴的常规主题，这是出于对美国经济发展和城市化带来的社会问题的回应，并且这种回应和关注焦点一直持续。

穆迪认为基督教应该关注社会问题，“社会问题可以通过个人信神重生而获得解决。”[36]耶稣复临的急迫性，为基督教解决社会问题提供了强大的动力。穆迪宣称耶稣将在千禧年之前来临，那个时候要对异教徒进行审判，所以当下急迫的事是要把福音传给异教徒，这样归信福音的异教徒，就不会被定罪，这是千禧年前论的思想。虽然在第一次大复兴中，爱德华兹放弃前论而提出后论，但现在福音派面对现代社会的挑战，不得不祭出前论的悲观论调。在保守福音派的眼里世界正在堕落，所以生活在其中的人们需要上帝的恩典。

在布道之外，穆迪还成立了两个机构，以宣传福音派思想和反击现代派神学。

一个是“北方田野圣经联合会”，这个机构是为那些在布道中皈依的信徒提供的进一步巩固信仰的平台，强化千禧年前论，动员信徒向不信的人传福音，以拯救正在堕落的现代社会，预备耶稣的再来。

另一个是宣讲《圣经》的“圣经短训班”，目的是培养信徒对圣经中传统教义的持守，以成为合格的福音派教义宣讲员，企图以这两种方式控制现代派神学的蔓延。

“据史书记载，19、20 世纪之交，在新教教派内，尤其是在新教长老会内部，福音派曾对其内部的神学现代派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指责他们篡改基督教最根本原则，并发誓与后者斗争到底。”[37]

南北战争中虽然南方战败，但是南方保守福音派并没有因为战败而放弃把南方看成福音派理想王国的观念。即使战败很久，南方保守福音派都坚持认为南方才是理想美国的代表，任何偏离这种文明模式的发展都是历史的倒退，所以保守福音派在南方影响较大。

3.4禁酒运动与进步运动的积极参与

作为反击现代派的福音派主导的这次大复兴的延续，美国禁酒运动是福音派反击现代派乃至现代社会的集体行动。1895年在华盛顿美国反酒馆同盟成立，这标志着禁酒运动进入到全国规模，各种教派，包括卫理公会、浸礼会、长老会积极参与禁酒运动，并呼吁政府立法。禁酒同盟如同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仅卫理公会便建立了 “妇女基督教禁酒同盟”、“禁酒委员会”、“ 禁酒与公共道德协会” 以及“ 反沙龙同盟”等社团。[38]他们所造成的政治影响十分巨大，以至于1914年有14个州立法实行禁酒。1917年12月18日国会迫于压力，通过宪法第十八条修正案，除罗德岛和康涅狄格州外，其余州全部批准禁酒宪法修正案。

1919年10月美国国会通过沃尔斯特德法，美国全国禁酒，禁酒运动获得彻底的胜利。

但是与之相连的是，禁酒运动的成功也是传统基督教伦理崩溃的开始，人们对传统基督教道德观念越来越厌恶。不满的人们以各种方式表达他们的愤怒和不屑，跳舞热和爵士时代让年轻人以明目张胆的形式反抗传统基督教伦理。肯塔基的约翰·威廉·波特牧师在其小册子《危险的跳舞》中惊呼，这种舞是以情欲为基础的，“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女的不和女的跳，男的不与男的跳呢？男女混合是互相吸引的。男人和男人跳舞，差不多象淡啤酒对老酒鬼一样”。[39]

但是这场由传统基督教发起的禁酒运动却把妇女推上了公共舞台，女权运动由禁酒运动开始，出乎传统基督教的意料而成长起来。本来按照美国传统基督教的观念，妇女是应该呆在家里做贤妻良母的角色，不应该抛头露面参与公共事务。但是19世纪末妇女在经济和教育上已经有所突破，获得教育和经济地位的女性需要一个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以表达自己的存在，禁酒运动恰好提供了妇女走出家庭进入公共领域的机遇。禁酒运动的起因是因为喝酒带来的不符合传统基督教伦理的家庭暴力和酗酒，而这些都属于妇女的家庭领域，为了让基督教伦理重新成为家庭的核心规范，妇女具有责无旁贷的责任，由此妇女反对禁酒，参与禁酒运动也就成为合情合理的行为，这样妇女借禁酒运动进入公共领域。到20世纪初，许多州都给予了妇女选举权，以增加在州议会中禁酒法律通过的可能性，这样获取选举权的妇女开始自己组建禁酒组织，如基督教妇女戒酒联合会(WCTU)等，从而脱离男性的控制，让女性走上美国的政治舞台。

然而正是禁酒催生了黑市，进而形成了控制黑市的黑手党组织。黑手党组织深深影响了美国的政治。所以从另一方面说，基督教传统教派是黑手党兴起的间接原因。

除禁酒运动之外，基督教对社会干预的另一场运动是对进步运动的参与。为了重新树立基督教的影响和教会的权威，传统基督教积极关心并参与社会运动。传统基督教领导人强调“社会的拯救基于个人的得救”，因此强调不是更多地关注社会，而是更要关注个人灵魂得救问题。所以他们首先反对的是个人主义，认为极端放任的个人主义是社会腐败的主要原因，是社会四分五裂的核心因素。他们强调基督教道德对社会的更新，认为只有社会道德问题解决了，社会才能发展。所以传统基督教反对放任的经济政策和没有约束的竞争，自由经济使人们恶意竞争、弱肉强食，造成贫富差距、社会分裂、冲突四起。社会的运作是在相互合作的关系上而不是竞争的关系上，因此资本家雇主要人道对待工人，给予工人合理的工资，并与工人共同分享企业所得利润。1885年成立了跨宗派的福音联盟，地方联盟在40个城市中相继建立。许多教会要求自己的信徒严格恪守基督教道德，美以美会则通过决议，希望设计出最合理的工资分配方法；教会组织还组织了救世军，对贫民窟的贫民进行帮助。

传统基督教对社会的关注，是希望从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中重新确立传统基督教伦理道德的地位，这与领导进步运动的主体——新兴中产阶级建基于对未来乐观心态的社会改革不同。但是传统基督教在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激发了民众对社会问题的关心，扩大了参与进步运动的群众基础。

3.5大学生海外宣教运动

这次大复兴也影响到了美国的大学校园。

大学校园的海外宣教浪潮在第二次大复兴中就已经有所波及。比如耶鲁大学在第二次大复兴期间由校长蒂莫西·德怀特领导的宗教大觉醒运动，动员了神学院的许多大学生参与海外宣教运动。除此之外还有马萨诸塞州威廉姆斯学院的学生塞缪尔•米勒领导的干草堆运动，后来米勒成为著名宣教领袖。尔后米勒考入耶鲁大学神学院，成立秘密海外宣教组织兄弟会。虽然那个时候派出去的海外宣教人员极少，但是这是美国大学生海外宣教运动的源头。

第三次大复兴也带动了那些大学里的神学院学生。普林斯顿神学院学生罗伯特•菲尔德，受到做过海外宣教士的父亲影响，也对海外宣教运动充满热情，1881年入普林斯顿神学院读书，在神学院期间成立“普林斯顿海外传教士社团”，宗旨是为去海外宣教做准备，而著名的普林斯顿誓言便由菲尔德制定，这后来成为大学生海外宣教的誓言，这句誓言是“若出于上帝的许可，我们愿意并渴望到世界上未蒙福音之地传教。”

同时，成立于1851年的北美基督教青年会也在大学校园建立分支机构，这为基督教大学生海外宣教运动提供了组织基础。

1888年，在马萨诸塞州诺斯菲尔德召开北美基督教青年会学生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海外学生宣教运动被定为“学生志愿海外传教运动。”

1888年7月大会成立了由约翰•穆德和菲尔德负责的跨宗派和学校的“学生志愿海外传教组织”，并提出口号“在这一代将福音传遍世界”。耶稣复活之后给门徒的大使命是“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go ye into all the world, make disciples of all nations, teaching them to observe  all tings whatsoever I have commanded you.）而学生志愿海外传教运动领导人之一皮尔逊认为耶稣的本意不止于皈依，还在于教化，也就使传福音不仅仅是使他们接受基督教，也要通过教育、医疗等手段传播福音，传播基督教文明，改善那些非基督教国家的文化，提高他们的地位，这后来成为自由派海外宣教的原则。

1897年大学生志愿海外宣教运动，对宣教士的选择有着严格的标准，在选择成员方面的标准是三分法：

一种是身体（body）、智力（mind）、心灵（heart）说，体现了传教运动对于传教士的整体要求。

另一种是“3G 说”，即慈悲（Grace）、毅力（Grit）、进取心（Gumption），这倾向于从对候选者的性格方面作出要求。[40]

这些要求除了信仰和身体之外还有专业的要求，比如医学传教士除了相关的学位证书之外还有一定的临床经验和考核证书。

除此之外，美国许多大学都开办了传教士课程培训班。

大学生海外志愿宣教不同于传统教会发起的海外宣教。传统教会强调灵魂的收割，传教方式比较机械死板，容易造成文化冲突。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在海外宣教上，方式灵活，传播福音的手段多样，比如创办学校、医院、出版机构等，以文化路线影响宣教国家的历史和文化。“学生传教运动的崛起与神学理论的突破使海外传教运动的面貌发生巨大改观，导致了传教政策和方法的变化，并对中国社会产生深远影响。”[41]

与大学生海外宣教运动同时的还有美国平信徒运动，平信徒运动兴起了大量的平信徒商人，从而聚集了大量资金以支持对外宣教运动。

但就总体而言，不论是传统教会的海外宣教运动还是大学生海外宣教运动，目的都是一样的，都是意图用基督教征服世界，建立基督教王国。

四、第四次大复兴

现代派神学的兴起，是基督教对于现代社会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一种积极回应，而传统基督教则是采取捍卫传统教条的模式回应现代性社会的兴起。作为回击现代神学的方式，以基督教大复兴的的模式，通过动员基督教信徒和巡回布道宣讲福音的方法，企图在信徒数量和社会影响上阻止现代派神学的发展。在经过禁酒运动之后，传统基督教的确在人们反禁酒运动中一落千丈，尤其是经过柯立芝繁荣和猴子审判案，基督教在美国的影响已经每况愈下，1925—1935年被称为美国的“宗教萧条”时期。[42]

4.1柯立芝繁荣

1919年10月国会通过《沃尔斯特德法》延长禁酒时间标志着禁酒运动的成功，但是这也拉开了反禁酒的运动。禁酒运动实际上是传统宗教伦理与现代伦理、农村文明与现代城市文明的斗争。但是禁酒立法并不能说明农村文明的胜利，传统伦理战胜现代伦理。

1922-1929年的柯立芝繁荣，标志着城市的发展是什么都阻挡不了的。

柯立芝任职美国总统期间，正是欧洲经过战争洗礼之后的重建时期，美国积极向欧洲推销、出售自己的产品，鼓励企业对外贸易，开发国际市场；在国内市场，分期付款的超前消费方式，更是促进了商品市场的繁荣。与分期付款同时的是广告的普及，这些广告通过电视、广播、报纸等传媒的方式，向人群轰炸新产品的信息和使用体验。“美国20年代的广告业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已经无孔不入。”[43]柯立芝繁荣让家电走进每家每户，达到普及的程度，汽车的廉价让美国变成车轮上的国家。虽然酒被禁止酿造和销售，但是黑市中大量非法酒的流通，标志着城市生活方式的不可阻挡性。

经济的繁荣，加上消费时代的到来，让人们在享受城市生活的同时，不得不压抑着自己的欲望和情感的表达，这必然要爆发出来。柯立芝繁荣时期的家电和汽车把美国乡村原有的伦理秩序扫荡一尽，传统的道德观成为年轻人嘲笑的对象。在嘲笑的同时，享受着柯立芝繁荣带来的物质体验。“结果，不仅19世纪开发西部时期的淳朴社会风气开始消逝，就连作为美国立国基础的新教伦理也发生了动摇。”[44]

城市化是柯立芝繁荣的基础，没有城市人口对商品的需求和对新生活方式的迅速认可并接受，就没有分期付款的销售模式，实际上分期付款的超前消费恰恰表达了城市人对未来的乐观态度，这与福音派认为的未来社会一定会堕落和败坏相去甚远。城市提供了更多的职业机会，提供了更多的生活选择。与人们涌进城市带来的城市壮大相应的，是因着人们都进入大城市而带来的小城镇的崩溃。20世纪初期美国的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城市人口达到6900万，农村人口下降为5400万”[45]。

城市占主导的享乐消费主义迅速瓦解了传统道德。

在柯立芝繁荣之后，美国迎来了农业经济大萧条，农民出于粮食价格的考虑，开始呼吁取消禁酒法案。同时禁酒所带来的社会问题，诸如地下市场、非法勾兑的酒产生的伤亡，黑手党的兴起等，让官方认为这个禁酒法案一开始就是个失败的法案。

1933年3月国会批准了宪法第二十一条修正案，允许全国自由销售酒，禁酒运动终于寿终正寝。

禁酒运动的失败不仅标志者现代价值战胜传统价值，更标志着传统基督教在试图控制社会道德上的失败。

4.2斯科普斯猴子案

为了对抗进化论，传统基督教不惜以立法的方式强行阻止进化论的传播。反进化论的浪潮在美国许多州都比较高涨，早在 1922 年，田纳西州大学的6名教师就因为讲授进化论遭到解聘。1925年田纳西州政府通过了禁止在公立学校宣讲任何违背人是神创造的《圣经》教义的法案，违反这一法案的教师将被处以100-500美元的罚款，算轻罪。田纳西瑞勒县教师斯科普斯，被试图需求广告效应以引来投资的拉菲耶说服，去以身试法。在向几个学生证人象征性地讲授进化论之后，斯科普斯被逮捕，逮捕之后，拉菲耶成立的委员会找来了媒体，通知了自由联盟，由田纳西大学法律学校校长内尔博士做斯科普斯的辩护律师。一场著名的进化论审判案件拉开帷幕。原教旨主义者，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布莱恩自告奋勇，担任原告田纳西州司法部长的助理律师。在州法院，国务卿布莱恩的辩护词将审判推向高潮，他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就是进化论，而美国现在社会的衰败、道德的滑坡也是因为进化论造成的。最后州法院根据法律判斯科普斯有罪。虽然斯科普斯的辩护律师有很多问题，但是正是这一个案件，让达尔文主义一夜之间家喻户晓，起到了为进化论宣传的效果。斯科普斯被判有罪之后，学校就很少有老师再讲进化论。

反进化论并不是仅仅传统基要派，其它诸如天主教，基督教保守主义也竭力反对进化论，只是基要派是最激烈的而已。“1923年，基要主义重要领导人赖利在明尼苏达建立了由8个教派组成的反进化论联盟，其目标就是反对在美国的公立学校讲授进化论；1924年，由约翰·W·波特（John W.Porter）和T·T·马丁（T.T.Martin）领导建立了“美国反进化论联盟(the Anti-Evolution League of America)”，目的是要把美国全国的反进化论支持者联合起来。由此足见反进化论运动有多么活跃，影响多么巨大。[46]

正是这场反进化论的浪潮和斯科普斯案，让人们看到传统基督教的反现代化本质，让传统基督教的封闭反智在这场大审判面前暴露无遗，从此之后美国传统基督教走向没落。

4.3大复兴的社会条件

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之后，美国结束了自由放任的经济发展模式，迎来了罗斯福新政带来新的经济繁荣，人们收入增加，社会矛盾也缓和许多，但是经济大萧条带来的紧张情绪并没有因为罗斯福新政而很快消退。紧接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让美国人们陷入了对战争的恐慌中，在举国战争状态下，流行音乐在电台停止播放达27个月，爵士时代也在此时终结，人们对家园的眷恋伴随着美国的民歌让人们对未来充满不定的恐慌，社会的恐慌心里，呼吁着传统伦理的回归。同时收音机的普及也为基督教的大复兴提供了硬件上的便利。

4.4第四次大复兴：一场“把美国夺归上帝”的战争

柯立芝繁荣所带来城市化，把美国曾经占统治地位的乡村传统文明击破，伴随着禁酒运动的失败，斯科普斯猴子案件的影响，现代文明得以在美国确立。在面对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基督教分裂为积极回应现代文明的自由派和持守美国原初文明理念的保守福音派。

在经过柯立芝繁荣之后，美国基督教在现代派的冲击下，人数出现明显下降，美国基督教各界明显感觉到宗教萧条的危机，不论信教人数、宣教热情、还是奉献金额、主日崇拜的出席人数都明显下降，一位牧师甚至宣称：“今日人群中没有一种职业像新教的牧师这样全然缺乏尊严和体面”。一项调查表明，1905 年传统基督教出版物中的观点78%受到读者欢迎，而到 1930 年受欢迎的观点只剩 33%。[47]

自由派基督教同样在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和欧洲法西斯的兴起中备受打击。20世纪是美国基督教受到重创的一个世纪，也是美国基督教分裂加大的世纪。

不满基督教萧条的部分人事开始从主流教会分离，组建他们自己的福音机构，这是被名为基要主义兴起的运动起点。

1910—1915年陆续出版的12本小册子所阐述的《基要原则》即:

第一，《圣经》无误；

第二,基督乃童贞女所生；

第三，基督乃为拯救人类而受难；

第四，基督死后复活；

第五，圣迹真实可信。

《基要原则》的出版，标志着美国基要派的形成，“基要主义者将福音派的传统永恒化，这个传统就是只欢迎那些证明自己已经把耶稣基督看成是个人的拯救者并将他们的一生奉献给耶稣的人 。”[48]基要派利用广播等传媒，迅速吸引了大批人的归信。这为第四次大复兴提供了人群基础。

鉴于传统基要派在美国的话语中越来越贬义的趋势，葛培理领导了的意在回归19世纪末的第三次大复兴穆迪思想的运动，以回应现代化的冲击下基督教的衰落和二战造成的对人性的失望，新福音派也在这个背景下产生。虽然取名为福音派以区别与基要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福音派的开放性，“它指向一种‘复原式的神学’，藉此，可以名正言顺地重新利用福音派过去的历史遗产。”[49]

新福音派承袭了基要派的基本立场，只是在对社会关怀和理性诉求上有着开放的态度。

经过了近20年的平静，美国基督教的复兴浪潮在1930年代又开开始兴起，这次首先出场的是基要派教会，经过数年的发展，以占领南部和底层的基要派教会此时成为全美国的主流教派。1931年-1941年，十年间基要派的宣教机构由49家增长到76家；1926年到1940年基要派的主要教会美南浸信会受洗人数从350万增长到500万人。1941年美国基要派联盟“美国基督教会联合会”成立，[50]同年“国际基督教青年军”在芝加哥成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头一年，发动了900场复兴集会，有100万人参加，葛培理就是在这些复兴大会中脱颖而出的。

1950年代，新福音派也加入了宗教复兴的领导行列，这次宗教复兴效果明显，1958年出席主日聚会的人数由6500万增加到1亿1千万，占全国人口的63%，比1940年增加15%[51]。这次复兴让很多教派重新出现在宗教的舞台上，美国基督教联合会因此提出“把美国夺归上帝”的口号，并增加预算。美国国会也迫于压力，将“我们依靠上帝”这句话印在美元钱币上。好莱坞不失时机地推出电影《宾虚》、《十诫》等作品。

这场复兴是诸多教派的联合，但总体而言是由偏向基要保守的教派联合下领导的复兴。这场复兴对美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这次复兴是在二战和冷战中展开，是在人们对未来犹疑不定和核战威胁的心态下展开的，所以其效果虽然明显，却不具备长久性，冷战之后，随着美国经济的好转，这次复兴的影响就慢慢衰减。

在第四次大复兴的传统基督教福音派背景着中，产生了基督教右派势力，传统基督教本来不关心政治，但是随着社会和法律的去宗教化，比如对学校宗教活动诸如祷告等的禁止、同性恋运动，妇女运动，以及大学生拒绝传统基督教伦理和性道德等趋势，美国传统基督教开始动员信徒遵守基督教传统道德。传统基督教各教派逐渐开始联合，企图影响社会文化规范的基本结构，并对人文主义、自由主义和女权主义进行反击和讨伐，进而寻求重建传统基督教美国的政治目标。

五、从四次复兴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通过考察美国历史上四次宗教大复兴，笔者发现有如下特点：

一.就发动大复兴的目的而言，第一次大复兴是以信仰的自由、教会的区域分裂以及调和加尔文预定论与当时社会文化的冲突为目的；之后的三次复兴基本都是基督教对社会发展的不适应，力图以基督教的传统教义规范社会道德，重新控制社会伦理的主导权。这在第三次大复兴和第四次大复兴中体现的最为明显。

二.就参加的人群而言，除了第一次是官方教会之外的基层人群皆有参加，可以说是一场社会运动之外，之后的三次复兴都是由持传统基要立场的教派为主的基督教教徒参加，尤其是第三次和四次。

三.就复兴的传播形式而言，第一次复兴采取野外布道大会的模式，第二次是野营布道和延期布道模式，第三次也同样是巡回布道，第四次是利用了广播、报纸和收音机等传媒手段，可见宗教大复兴的手段是随着科技的发展而不断更新的。同时采取的形式也不断迁就人们的需要。

四.就复兴的布道模式而言，第一次是比较严肃的布道，虽然布道者采取了较为可亲的布道模式以区别官方教会的死板。第二次第三次则结合了情绪兴奋式的布道模式，唱歌、跳舞等有助于情绪表达的模式也加入；而第四次大复兴则采取奋兴大会的模式。

五.就与社会的张力而言，第一次大复兴是场全社会参与的运动，除与持政教合一立场的官方教会关系紧张之外，与社会并没有太多冲突，因为那个时候美国以农业为主，所以宣传的传统伦理还是受到欢迎。从第二次开始与社会的冲突越来越大，这是基督教传统伦理与城市和工业文明的冲突。第三次的道德改造运动和禁酒运动，以及第四次把美国夺归上帝的口号，类似于与社会世俗文化发动战争一样，张力越来越大。传统基督教想像过去一样，企图通过掌握政治权力，建立政教合一的国家，这已经不太可能，虽然传统教会一直努力这么做。

六.就大复兴神学思想而言，却有着同一性，四次大复兴都是为了传统基督教伦理主导社会生活的目的。这源于他们都相信基督教信仰可以解决社会问题，信徒的增多可以使国家更美好。比如穆迪宣称的社会问题可以通过个人重生获得解决。对皈依宗教功效的强调，而不是面对社会问题，这尤其是后三次大复兴的共同特点。

纵观四次大复兴，可以看到传统基督教的发展趋势。如果把与社会的张力作为划分标准标准，我们可以把这种张力的强度分成三个层次：

第一层张力最小，持普世价值观，而无宗教诉求；

第二个层次是积极回应社会发展的自由派，持较温和的宗教立场；

第三个层次就是力图主导社会道德和生活的基要福音派立场。

而大复兴则是以第三个层次为主。

每次的宗教复兴都是出现在工业和经济发展带来新的生活方式之后，传统基督教出现的不良反应。斯塔克在其著作《宗教的未来》中谈到，“由于宗教复兴旨在努力捍卫并保持与传统宗教的深刻联系，而不是创立新的宗教，因此我们推测，宗教复兴在传统宗教衰弱的地方并不会非常兴盛。相反，宗教复兴会以传统宗教依然很强大的地方为中心发展。”[52]

工业发展带来的经济上升，必然带来世俗化，世俗化浪潮促使传统宗教与社会展开争夺社会伦理道德控制权的斗争，所以宗教的复兴浪潮总是与世俗化形影不离。“当代宗教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反映了这种二律背反——宗教的普遍世俗化恰恰发生于宗教狂热呈上升趋势时期，宗教结构的强化置世俗化的加深于不顾。”[53]只有理解了世俗化的背景，我们才能理解宗教大复兴。

虽然我们可以从世俗化背景中，看到大复兴的效果以及大复兴与历史发展的方向错位问题，但我们还有一个现象需要解读，那就是为什么每次大复兴有如此多的人群参加？宗教复兴之所以产生总有它的背景，第一次大复兴是发生在殖民地需要结束四分五裂的分裂状态，脱离英国的经济政治控制这样的大背景下，宗教复兴不过是殖民地独立战争的精神动员。第四次大复兴是30年代经济萧条、二战和冷战的背景。

面对社会的危机，传统教会的复兴可以给人们暂时的安慰，但是危机过后，并没有多少人真正信奉这种宗教，英格在其著作中深深洞悉这一点：“面对混乱的世界，面对困惑和罪恶的个人问题，许多当代的美国人，尤其是中产阶级，很有可能倾听宗教关于‘如何得到朋友和影响别人’的看法，或者转向一种披着宗教外衣的心理治疗。这层外衣承诺了解决问题，就好像一切掌握在他们手中似的。很少有人去信奉那种与从前人们教育他们的关于人的力量和完善人格相矛盾的费解的神学。”[54]

听其理论和信奉一种宗教并不一回事。

大复兴所展示的传统基督教与世俗社会的互动历史中，面对世俗化浪潮传统基督教采取的保守态度，建基于时代危机造成的大众心理需要所发动的宗教大复兴，与工业和经济的发展有关。每当经济发展缺乏动力、工业产品大量积压、城市文明出现低潮，此时具备悲观色彩的传统教会就会被人选择来作为获取安慰的资源，这样带来宗教复兴。

所以宗教复兴不过是传统宗教面对自己的衰落，抓住机遇，发动一场自我救赎而已。与其说是宗教复兴，不如说是社会的正常波动。正如王立新在《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一书中评价第二次宗教复兴时所说：“一方面是基督教的影响走向衰落，另一方面却是教会内部信仰复兴运动的不断兴起。”[55]

[1] 张志鹏 《觉醒 、认同与合约的重订》，《中国图书评论》 2009年第6期

[2] （美）彼得·伯格 《宗教美国，世俗欧洲？》商务印书馆，2015年5月，第29-30页

[3] 董小川：《美国宗教史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4 年，第 46 页。

[4] 陈海宏：《北美的大觉醒运动》，《山东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一期

[5] 付美榕：《美国经济史话》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8页

[6] 福克纳：《美国经济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89年，104页

[7] 福克纳：《美国经济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89年，105页

[8] 阿普特克：《美国人民史 第 1 卷 殖民地时期》，全地,、淑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62 年版，第 81 页。转引自李吉燕，《18 世纪北美殖民地大觉醒运动研究》山西大学硕士论文2016年5月

[9] 同上

[10] 刘亦明《试论乔纳森·爱德华兹的宗教思想》，《云梦学刊》33卷第2期，2012年3月

[11] 布卢姆：《美国的历程 上》，杨国标，张儒林译，商务印书馆 1988 年版，第 108 页。

[12] 田非《“大觉醒”运动和北美殖民地学院发展研究》沈阳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6月，第10页

[13] 塞缪尔·皮尔逊 《18世纪虔敬主义和理性主义对美国思想形成的影响》，《美国研究》2004年第一期

[14] 塞缪尔·皮尔逊 《18世纪虔敬主义和理性主义对美国思想形成的影响》，《美国研究》2004年第一期

[15] 彭家海 《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英、美浪漫主义文学探源》，《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科版）2015年7月28卷第4期

[16] 刘敏 《19世纪美国城市人口增长模式初探》，《四川大学学报》（社科版）2013年第一期

[17] 刘宏谊 《美国移民的发展演变》，《复旦大学学报》（社科版），1984年，第6期。

[18] 石翼鹏《美国18世纪晚期大众政治思想研究——以威廉·曼宁的<自由的要素>为例》厦门大学硕士论文 2011年6月，第11页

[19] 刘敏 《19世纪美国城市人口增长模式初探》，《四川大学学报》（社科版）2013年第一期

[20] 张丽华 《富兰克林功利主义教育思想及其影响》，河北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5月，第10页

[21] （美国）J.M.英格 《宗教的科学研究》（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6月，687页

[22] 陈才俊 《“福音奋兴运动”与美国对华传教事业的兴起》，《宗教学研究》2015年第4期

[23] 陈才俊 《“福音奋兴运动”与美国对华传教事业的兴起》，《宗教学研究》2015年第4期

[24] 王立新 《美国传教士与中国晚清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6月，第8页。

[25] 王立新 《美国传教士与中国晚清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6月，第8页

[26] 陈才俊 《“福音奋兴运动”与美国对华传教事业的兴起》，《宗教学研究》2015年第4期

[27] 陈才俊 《“福音奋兴运动”与美国对华传教事业的兴起》，《宗教学研究》2015年第4期

[28] 龚淑林 《美国工业革命的几个问题》《江西大学学报》（社科版）1985年第1期

[29] 龚淑林 《美国工业革命的几个问题》《江西大学学报》（社科版）1985年第1期

[30] 龚淑林 《美国工业革命的几个问题》《江西大学学报》（社科版）1985年第1期

[31] 刘敏 《19 世纪美国城市人口增长模式初探》四川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一期。

[32] 刘敏 《19 世纪美国城市人口增长模式初探》四川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一期。

[33] （美）R·E·帕克等《城市社会学》，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92页。

[34] William Hutchison，The Modernist Impulse in American Protestantism，p. 8。转引自王恩铭，《美国19、20 世纪之交的一场“文化战争”》《史学集刊》2015年第一期

[35] 王恩铭，《美国19、20 世纪之交的一场“文化战争”》《史学集刊》2015年第一期

[36] 王立新 《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6月，第9页。

[37] Barry Hankins，American Evangelicals: A Contemporary History of a Mainstream Religious Movement，p. 29转引自王恩铭，《美国19、20 世纪之交的一场“文化战争”》《史学集刊》2015年第一期

[38] 徐杰 《“禁酒和现代美国文明的兴起”》，《复旦大学学报》（社科版）1988年第2期

[39] 徐杰 《“禁酒和现代美国文明的兴起”》，《复旦大学学报》（社科版）1988年第2期

[40] 薛艳红《美国学生志愿海外传教运动探析（1886—1914）》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4年5月

[41] 王立新 《美国传教士和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6月，第10页。

[42] 邹穗 《新福音派与20世纪美国基督教复兴运动》，《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2008 年第 5 期

[43] 申殿宝 《从“柯立芝繁荣”看美国20年代商品销售服务》，《临沂师专学报》1994年第4期

[44] 邹穗 《新福音派与20世纪美国基督教复兴运动》，《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2008 年第 5 期

[45] 何军 《1 9世纪至20世纪美国禁酒运动失败原因探析》，《辽宁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3月第29卷第2期

[46] 白丰绩 《20世纪美国基督教基要主义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6月，第96页

[47] 邹穗 《新福音派与20世纪美国基督教复兴运动》，《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2008 年第 5 期

[48] 董小川、白丰绩，《试论美国基督教基要主义的特征》，《东北师大学报》（社科版）2009年第4期

[49] [英]阿利斯特·麦格拉思《福音派与基督教的未来》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17页

[50] 邹穗 《新福音派与20世纪美国基督教复兴运动》，《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2008 年第 5 期

[51] 同上

[52] 罗德尼·斯塔克等 《宗教的未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第484页

[53]  Will Herberg, protestant-catholic-jew, p 14，转引自（美）J·M·英格《宗教的科学研究》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693-694页。

[54] （美）J·M·英格《宗教的科学研究》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696页

[55] 王立新 《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6月，第8页

注：本文原载于《福音与当代中国》杂志第一期，基督时报蒙允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