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访谈丨陶飞亚："汉语基督教文献书目数据库"意义深远 学术界与教会界需加强交流

2018年1月19日，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展厅举行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语基督教文献书目的整理与研究”课题成果展揭幕式暨《汉语基督教珍稀文献丛刊（第一辑）》新书首发座谈会，其中特别把“汉语基督教文献书目数据库”的上线作为该课题组的主要成果，并且进行了现场展示，并将投放于市场，面向公众。在场20多为学者、专家表示该成果意义深远。

前不久，“汉语基督教文献书目数据库”已可以在互联网上查阅。

（网址：http://sd.bbtdb.com/）

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汉语基督教文献书目整理数据库”项目的策划人之一和首席专家，上海大学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学术总监陶飞亚教授接受了本站的访谈。

陶教授就数据库所包括的具体文献的情况和价值、数据库将对中国基督教研究上带来的益处、数据库对教会可产生的直接意义，以及学术研究和教会实务的彼此促进等四个方面做了解答。

陶教授介绍说，数据库规模大，包含的汉语基督教文献的数目多内容丰富，包括天主教和新教文献，其中包括像耶稣家庭这种难以寻找的农村教会团体资料，也包括在境外才可获得的众多资料。

他说，该数据库可以为基督教的中国化建设提供重要的历史资料基础：
首先，利用汉语文献书写基督教中国化的历史，基督教中国化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已经呈现在过去和现在的历史中；
第二，基督教中国化包含了丰富的具体内容，而数据库人物、思想、制度及事件等资料就能具体地展现基督教中国化是怎么样一点点的发展起来的，也能为后人推进中国化提供具体的历史的参照。

在提到学术研究和教会实务的问题时，陶教授表示希望教会界能重视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学术界的研究可以成为教会界的参考，教会界的实践也可以为学术界提出更多值得研究的问题。学术界和教会界，这两者在学术研究方面，各自的关怀有不同的侧重点和优势，若双方加强交流，互相促进，将有助于基督教中国化的研究，也有助于彼此得到启发。

他还表示，数据库今后希望做的事情更重要，就是希望把“文献书目数据库”发展成为“全文数据库”，这样就能为读者提供一站式服务。

问：在1月份的揭幕式上公布说，数据库已涵盖1840年前天主教、晚清天主教、晚清新教、民国天主教、民国新教、东正教六个子课题分类也有了3万余条档案、连续出版物、著作、信札等文献信息。
您可以更具体的介绍下这些文献的情况和价值吗？之后数据库会陆续再添加新的内容或种类吗？数据库下一步计划什么时候正式投入市场面向公众呢？

答：这个和上海图书馆、广西师大出版社合作建设的数据库有很大的价值。
第一，是过去类似的数据库国外有，但国内没有，现在有了；
第二，是规模大，包含的汉语基督教文献的数目多，内容丰富。

比如基督教圣经：
——中国到底翻译出版了多少圣经？一直以来谁也不清楚。目前数据中，从马礼逊到清末 翻译《圣经》的书目是528本，解释《圣经》的书目是212本。民国肇始到新中国成立前翻译《圣经》的书目是215本，解释《圣经》的书目是516本。现在正在继续搜索，希望能给出一个比较全面的答案。

比如天主教文献中：
——黄伯禄编撰的《函牍举隅》等文献，研究中国天主教史和中国教案史的学者几乎从未引用过。此次找出来，并且影印出版了。

在新教文献中：
——以青年协会书局为例，过去大部分史料认为青年协会书局出版书籍为500余种，但没有具体研究，本数据库现在已经统计了557本，并有详细的出版时间，著作者以及详细的介绍。
——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内发现了很多关于基督教大学燕京大学的档案史料，并将报刊史料增加了300多种，这极大弥补了学界的空白点，满足了一部分学者的需要。
——像耶稣家庭这种农村教会团体资料一直很难寻找，目前已经找到了该团体在抗战期间《家庭书信》、《会议记录簿》等资料。

在境外也有所收获：
——如牛津大学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澳大利亚国立图书馆三家所收藏晚清新教汉语文献丰富，其中1864年前的出版物有多种国内无存的珍稀版本，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更是见证了传教士等在汉语文字宣教上的调整适应。
——找到日本所藏《枕书》、《伦史鸿文》等珍贵古籍。
——在民间考察过程中获得《冠朝郭氏续谱》等民间文献；
——并将澳门中央图书馆馆藏孤本《通鉴纪事本末补后编》50册、上海图书馆藏《超性学要》20册整理、校对出版。
——在韩国发现近代汉语基督教文献论著共约80册左右。从内容上看可分为圣经、经义研究、辩教护教、教义教理、反教文献、教理讲道、教会史等诸多方面；从时间上划分，基本上以晚清时期居多，亦不乏民国时期的文献。

目前所能见到的近代天主教文献共有12本著作。基督新教的书籍相对而言则比天主教类的要多，出版社机构也相对丰富，包括了墨海书馆、广学会、美华书馆、汉镇英汉书馆、华北印书馆、汉口圣教书会、圣教书局、香港纳匝肋静院等出版机构的书籍，约有40本，时间跨度从1858年到1916年。最早的是1858年墨海书馆的《新约全书》，最晚的是1916年的英国传教士鄂约翰(J.F.Nomis)著的《福音论》。这40本书籍中，大部分为圣经和经义研究类。可以发现近代韩国基督教发展与中国基督教的紧密关联。

总之，汉语基督教文献数据库的建设为基督教历史、中西文化交流史、明清以来中国历史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数据库今后希望做的事情更重要，就是希望把“文献书目数据库”发展成为“全文数据库”，这样就能为读者提供一站式服务。而不是现在这样，你只能看到书目，还要到别的地方去找书。当然，这要看能否得到更多的各方面的支持。

数据库的上线对社会开放，要等到这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结题之后，我相信已经为时不远了。

问：您在“汉语基督教文献书目的整理与研究”课题成果展揭幕式上说到，数据库共录入3.2万条文献信息，这将对中国基督教研究带来重大帮助。
您可以具体谈谈建设这个数据库的初衷以及希望带来在中国基督教研究上带来怎样的益处吗？

答：或许可以这么说，在这个文献收集项目和数据库建设之前，西方学者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因为，在欧洲北美一些国家，汉学家们和历史学者们对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一直有浓厚的兴趣，他们也一直注重文献工作。汉语基督教文献都是由欧洲比如比利时鲁汶大学汉学系等专家在台湾地区出版的，大陆学者反而看不到。同时，比利时鲁汶大学汉学系、美国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历史文化研究所以及加拿大阿尔伯特大学历史系，都有规模不等的汉语基督教文献数据平台建设，而我们国内直到本项目才改变了这种现象。以前他们到中国大陆来搜集资料，现在我们也到他们那里搜集资料。就目前来说，我们的资料收集和数据库建设在内容上已经超过他们的了。

汉语基督教文献书目数据库可以为基督教的中国化建设提供重要的历史资料基础。这包括了：
第一，利用汉语文献书写基督教中国化的历史，基督教中国化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已经呈现在过去和现在的历史中。但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基督历史的著作以前是西方学者依赖西文资料写成的多，汉语资料的不足，是这些著作普遍存在的问题。汉语文献数据库的建设将会纠正这种历史书写的不平衡现象，利用这些资料能有助于基督教中国化历史的研究。
第二，基督教中国化包含了丰富的具体内容，而数据库人物、思想、制度及事件等资料就能具体地展现基督教中国化是怎么样一点点的发展起来的，也能为后人推进中国化提供具体的历史的参照。

问：您也谈到，希望学术界的研究及其成果可以被教会界所知，并能有所合作。作为“汉语基督教文献书目”数据库建设的主导者，您希望这样的学术研究成果可以给当前的中国教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就现实而言，毕竟学术研究和教会实践操作之间有明显的距离，您认为教会如何更好的使用这些历史文献呢？

答：这和上面回答的内容有一致的地方，这个数据库及其推动的研究对基督教中国化有积极意义。

基督教在中国不间断的历史，天主教从明末清初开始，新教从鸦片战争前后开始，从用汉语传教开始，实际上就是基督教中国化的起步，其中有程度的不同，有动力的不同，有效果的不同，但大方向是不变的。学术界的研究可以成为教会界的参考，教会界的实践也可以为学术界提出更多值得研究的问题。教会自身既是实践者也可以是研究者，也可以利用这些资料探索自身感兴趣的问题，特别是关乎某个教会、某段历史、某个人的具体问题。实际上这些地区性的教会历史研究可能是比较缺乏的。

问：对于中国基督教的本土化研究，既需要学者和学术机构的力量，同时不可脱离具体的教会实践和当下的实务挑战。但目前这两者之间的交流和合作都不多，仍旧不太熟悉，并且学术研究和教会实务方面的关注点有非常明显的不同，您认为双方如何更好的促进在中国基督教的本土化研究上的形成合力呢？

答：应该讲，这两者在学术研究方面各自的关怀是有不同的侧重点的。

学者更多的是从外面的观察，比较超脱一些，但也有外行看不到内里的方面。教会方面有实际经验还有关乎自身的考量，能看到外界看不到，体会不到的东西，但可能也有受自身视野限制的一面。

因此，双方加强交流，互相促进，将有助于基督教中国化的研究，也有助于彼此得到启发。

（本站根据受访人邮件回函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