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最好的柏格理传记——为新出版的《塞缪尔·柏格理》作序

东旻女士的新译著《塞缪尔·柏格理——在华传教士的开拓者》在国内正式出版了，值得庆贺。

自“礼仪之争”以后，1807年传教士马礼逊再度来华，揭开了近代新教一派来华传教的历史，其中戴德生先生的内地会尤为引人注目。而以柏格理为代表的石门坎传教史又是内地会中一枝独秀的奇葩。

这本书的作者格里斯特于1897年随柏格理来到中国，与柏格理一起在昭通传教，是柏格理的同事兼好友，所以这本书被公认是一部最好的柏格理传记。对于关注柏格理，关注石门坎文化，关注百年前那段历史的人们来说，东旻女士的这部译著非常重要，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柏格理这个人物的认识。

以前的柏格理传记，大多描绘的是柏格理开拓苗疆的历史，甚至直接从1904年柏格理到石门坎开始写起，当然也非常客观。但是本书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对柏格理在昭通的17年也做了非常详尽的描述。我们如果想要了解柏格理在1904年进入石门坎之前的历史，这本书所提供的信息是非常丰富、非常有研究价值的。

我从最早开始接触柏格理和石门坎，到今天为止，差不多已经七年时间。这七年里，我和同道者发起石门坎后援团，并正式成立石门坎教育公益基金会，定期举办柏格理精神研讨会、评选柏格理园丁奖，不断推动与柏格理和石门坎有关的教育、文化公益项目，使百年前的尘封历史再度呈现于公众视野。

2011年，我第一次去石门坎，是源于在一次活动上，偶然听到了柏格理的故事。这个故事深深打动了我，让我忍不住要去实地探访。去到石门坎的艰难路程，和那里依然艰苦的环境，让人难以想象为什么会有人愿意在那里长久地生活，为什么柏格理和他的同伴会有如此坚韧的毅力，长久地在那里帮助花苗人走出蛮荒，在那片贫瘠的土地上播下神的种子，培育出灿烂的文明之花。

进入石门坎的道路是充满艰难的，冬天大雪封山，无法通行，夏天下雨又导致公路塌方或是巨石滚落，使交通中断。有一次，我们的汽车不小心撞上了从山上滚落的石块，汽车严重受损，车胎爆裂。我们被困在遥远的赫章，就是古代被称为“夜郎国”的山区县城。天下着雨，外面漆黑一片，我们想找到一个修理厂换下轮胎，但是整个县城找不到同样的轮胎，只好困守宿在“夜郎国”，等待救援。还有一次，因为食物中毒，我连夜被送到云南昆明第三人民医院紧急抢救……

当然，这些危险和艰辛只不过是一种非常态，但相对于柏格理牧师和他的同伴们在石门坎的经历，艰难困苦却是一种常态。而就是在那样艰险的环境之下，柏格理和他的同事们竟然创造了不朽的历史功绩：帮助苗族人发明文字，即今天还在流行的“大花苗文”；用苗文翻译了《圣经》，在这里传播基督教的文明和理念；为苗人修建足球场、游泳池，举办运动会，改变了苗人的生活方式；在苗区办起平民医院、麻风病院，为消灭山区的地方病做出了极大的努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在乌蒙山区总共创办了100多所学校，辐射范围远达黔、滇、川几十个县，让千千万万贫苦的苗人接受到了现代教育，改变了他们的命运。柏格理自己，却在1915年石门坎的一场瘟疫中，为了让苗人得到更多救助，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遗憾的是，因为历史的原因，柏格理的形象和石门坎的故事曾经长久被尘封、被埋没。我们今天之所以能慢慢还原柏格理的形象，还原他和他的同伴们艰苦卓绝的努力，还原百年来的石门坎历史，是近些年来许多正直的学者、基督徒和普通的当地人士从各方面不懈努力的结果。其中的代表包括沈红女士关于石门坎的持久而详尽的田野调查及其研究成果《石门坎文化百年兴衰》，张坦先生的学术著作《“窄门”前的石门坎——基督教文化与川滇黔边苗族社会》，作家阿信的著作《用生命爱中国——柏格理传》，以及东人达、东旻父女的译著《在未知的中国》等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未知的中国》，这部译著是七部英文原版书的中文版合辑，包括柏格理的《中国历险记》《苗族纪实》《在未知的中国》，王树德的《石门坎与花苗》，埃利奥特·甘铎理的《在云那一边――柏格理传记》，柏格理撰写、甘铎理编辑的《柏格理日记》，以及张绍乔、张继乔的《张道惠夫妇在石门坎》。这部译著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集中再现了20世纪上半叶黔、滇、川广大民族地区特别是苗民聚居区的基督教信仰、教育改革及社会改良运动，集中再现了柏格理和他的伙伴们在这段历史中的奋斗历程，为我们认识柏格理等人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

翻译这部合辑的东人达教授，是我国南方民族研究领域著名的专家，研究范围包括西南、中南民族历史、经济、文化，在中国彝族、苗族的民族史研究以及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基督教传播的历史与现状等领域，有着丰富的研究成果。他的女儿也就是本书的译者东旻女士，传承了父亲的民族情怀与学术基因，长期关注石门坎，关注柏格理在石门坎的事业，并以实际行动支持石门坎的乡村建设；近期她又接受《百年石门坎》纪录片的邀约，参与纪录片的策划，再一次沿着柏格理的足迹，甚至远赴英伦，探寻柏格理活动过的许多地方，修正了《在未知的中国》里一些地名翻译的误差。这些修正过的地名，也将在这本即将出版的新书中得到体现。

很早以前，石门坎基金会就关注到格里斯特的这本书。去年收到东旻女士的出版申请，基金会决定资助这部新译著的出版。在出版申请中，东旻女士这样描述道：“格里斯特仔细地整理了大量史料，包括日记、书籍、文章、信件、便条、随笔等等，使得这本书无论在基础性资料方面，还是在具体的历史细节上，都包含了大量目前国内尚未面世的内容。该书平铺直叙、客观真实，没有华丽的语言，也没有过多的赞美，用一颗很平常的心态去观察柏格理，复原他的人生，把柏格理这位创造了奇迹的平常人全方位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我非常同意东旻女士对于柏格理的定位。柏格理最早给人的印象，其实是一个神一样的存在。经过这么多年的了解和探求，我们的确可以把他定位为一个创造了奇迹的“平常人”，而他的坚韧不拔的毅力，源自背后坚定的信仰。在这样坚定的信仰之下，一代又一代的“平常人”成为柏格理，沿着柏格理当年的足迹，行走在大石门坎地区，播下文明的种子，等待文明的花开。他们是昭通李氏家族，是张约翰、杨雅国，是王志明、高志华、朱焕章，是澳大利亚人费立波，是今天的卞淑美、张赐安、管毓红、梁俊，是层出不穷的志愿者，是千千万万为大石门坎奉献的人们。

从这样一个维度来看，柏格理其实就在我们中间，他的精神永在。

让我们期待东旻女士的这部新的作品，期待一个形象更为饱满的柏格理。

（本文系深圳市石门坎教育公益基金会理事长陈浩武为《塞缪尔·柏格理——在华传教士的开拓者》一书所作的序，基督时报蒙允转载，不拥有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