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的全国主教会议与公教对华夏文化的评价（上）

1924年在上海举行的全国主教会议在公教的历史上非常重要。在这个会议之前曾有很多主教会议，但没有一个是全国性的、规模比较大的会议。让我们先简单地回顾在华公教的主教会议的历史。

自从1600到1803年间在华的传教士曾举行一些会议，包括主教会议（synod）和类似于主教会议的会议（教区长和传教士们的会议）。其中比较重要的会议是这些：

1600年在澳门举行的会议批准“天主”、“灵魂”等术语。1603年和1605年又在澳门举行会议，讨论类似的问题，1600-1665年间为这类问题共举行74次会议。

SJ（耶稣会）的视察员Andres Palmeiro（1567-1635年）于1628年在嘉定召开一次会议，与会者包括11名传教士和徐光启、杨廷筠等人，但无法解决“名称”的问题（所谓“terms controversy”）。

北京的传教士于1666年被押送到广州，所以23名传教士——包括19名SJ，3名OP和Caballero（利安当 ），OFM——在1667年12月到1668年1月在广州举行一次会议，共同决定42条（内容：传教方法、圣事、纪律）。

在1696年和1728年曾有计划举行一个全国性的会议，但未成功。Dufresse 主教于1803年9月在四川重庆召开一个教区会议（2名外籍传教士，17名本地司铎参加），会议的文献后来在罗马被批准。

公教于1848年准备在上海召开一次全国会议，但因安全问题于1851年11月7日到12月3日才举行一次主教会议（8名主教参与，Maresca[赵主教，1806-1855年]任主席）。

在梵蒂冈第一次大会议时（1869-70年），在华有22名主教，其中有14名宗座代牧参与梵蒂冈第一次大公会议并在会议上谈论在华的传教事务；此后，在华的公教会分为五个大地区（1：直隶、东北、蒙古，2：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甘肃，3：湖南、湖北、浙江、江西、江南，4：四川、云南、贵州、西藏，5：广东、广西、香港、福建），每一个地区应该每5年一次举行主教会议；1880年后召开这些地区会议：1880年4月18日到5月9日在北京召开会议；1880年6月6日到7月4日在山西召开会议；1880年4月16日到5月6日在汉口召开会议；1880年9月20日到10月3日在四川召开会议；1880年4月4日到11日在香港召开会议；各地的宗座代牧主持这些会议，谈论传教方法、本地圣职人员的培养、圣事、教理问答、传教员的培养、管理问题等；第一个传教区（北京）还在1886年、1892年和1906年召开主教会议；第二个传教区还在1885年、1891年和1908年召开主教会议；第三个传教区还在1887年和1910年召开主教会议；第四个传教区还在1909年召开一次主教会议；第五个传教区还在1891年和1909年召开两次主教会议。

Costantini（刚恒毅）主教于1924年5月15日在上海召开了第一个全国性的主教会议；当时的公教有55个宗座代牧区，2552名司铎（其中1071名本地司铎）和200多万信徒，与会的有50名主教和教区管理人以及58名神父，也有10多个本地司铎参与会议；与会者共同决定861条规律（包括关于圣职人员、平信徒、圣事、礼仪、传教工作和方法、法案等的重要规定）。关于公教在华的会议史的良好资料是Joseph Metzler, Die Synoden in China, Japan und Korea, 1570-1931, （《1570-1931年间在华、日本和朝鲜召开的主教会议》）Paderborn 1980年，共324页。

上海公教会议的文献都是拉丁文的，见Primum Concilium Sinense, Anno 1924（《第一届华夏会议，1924年》），共556页，台湾光启1961年。这些文献能够使我们理解到，当时的公教领导者如何看待“本地化”和“文化对话”的一些问题，比如语言、建筑、礼仪等。

…4. Doceatur lingua latina ea ratione quae alumnos ad studium philosophiae et theologiae praeparet: adeoque cum ex auctoribus classicis aureae aetatis, tum ex SS. Patribus, ne neglectis quidem nonnullis hymnis liturgicis et selectis Breviarii Romani lectionibus.”

“672。在小修道院和备修院：

……2。他们（学生）应该正当地学习语言，尤其是拉丁语和本地的语言。

……4。学习拉丁语的理由是，它准备修生们读哲学和神学，就是要看一些黄金时代的作者（即古典拉丁语），也要看一些教父的著作，另外也不要忽略礼仪的圣歌和罗马日课的一些文献。”

值得注意的是，新教的修道院和圣经学校中的教学方法和内容比较灵活，而关于学习英语的必要性有很多讨论，但公教似乎很理所当然地要求学习外语，而修道院的课程表也相当清楚。Latourette在其1929年的名著中就提到了这个差别。

2. 汉语《圣经》版本（35-38条）

自从Ricci（利玛窦）和Aleni（艾儒略）的时代，公教的传教士们开始翻译《圣经》的部分章节或书。比较有名的译者是Jean Basset MEP（白日升，1662-1707年）与Louis de Poirot SJ（贺清泰，1735-1813年），前者译《新约》，而他的译本直接影响了Morrison（马礼逊，1782-1834年）的翻译。后者则除了少数的书卷以外将整个《新约》和《旧约》译成汉语。19世纪和20世纪初也有许多公教译者，比如Joseph Hesser SVD（赫德明，1867-1920年），他在20世纪初出版了《古经略说》和《新经略说》，在中国教会有相当大的影响，但始终没有一个完整的、统一的《圣经》译本。1924年的会议就注意到这件事：

“35．Primum Concilium Sinense censet constituendum esse secundum comitatum, ex pluribus missionariis et sacerdotibus sinensibus constantem, cuius officium sit Sacras Scripturas, easque integras, in Sinicam linguam vertere, firmo praescripto can. 1391, imo semper additis versioni Scripturarum adnotationibus.”

在华第一个主教会议认为，应该组成一个翻译《圣经》的委员会，其中要有传教士和本地的司铎，他们应该将全部《圣经》译成汉语，正如（《教会法典》）第1391条所规定，而且还得处处加上各书卷的注解。

“36．Versio Scripturarum eleganti quidem at simul simplici stylo constet, ita ut ab omnibus facile intellegi possit.”

“《圣经》的翻译本需要有文雅而简明的风格，这样所有的人都能看懂。”

“38．Eis qui, hoc maximi momenti opus iam aggressi, unam alteramve partem Scripturarum in linguam sinicam verterunt, Primum Concilium Sinense quos par est grati animi sensus exprimit, iustamque tribuit laudem.”

“对于那些已经尽最大的努力开始进行这个工程，并且已经将《圣经》的一些部分译成汉语的人，第一个中国主教会议表示感谢，并给予他们适当的赞扬。”

另外，会议建立了一个负责“统一教理书和祈祷经文书”的委员会（参见39-48条）。实际上，在当时的公教生活中，《要理》（《教理书》、《要理问答》等）的影响比《圣经》的影响大多了，而编写一个统一的《要理问答》当时很要紧。

3. 对汉语文学的看法（824条）

外国传教士如何看本地的文学呢？他们很辨别性地对待了汉语的文学传统：

“824．Est in Sinis magna librorum varietas.
I. Sunt libri omnino honesti qui de rebus honestis honeste tractant et sine ullo offendiculo a quovis, aut certe a quibusdam, legi possunt.
II. At sunt quoque plurimi libri, qui pessimi sunt et ipso iure prohibentur.

Etenim, inter alios, ipso iure prohibentur:
1. "Libri quorumvis scriptorum, haeresim vel schisma propugnantes, aut ipsa religionis fundamenta quoquo modo evertere nitentes." (can. 1399, 2)
2. "Libri qui religionem aut bonos mores, data opera, impetunt." (can. 1399,3)

…III. Denique, aliis praetermissis, sunt libri qui, data quidem opera, religionem catholicam non impetunt, imo, specie cuiusdam culturae et humanitatis, de ea, si causa ferat, etiam honorifice loquuntur. At idem falsum criterium erga quaslibet religiones habent: quo falso criterio indifferentismo, et, ut ita dicam, communismo religioso favent, qua peste nulla est, inter pestes religiosas, tam venenosa et mortifera. Unde fit ut etiam hi libri ipso iure, saltem plerumque, prohibeantur; nam reapse religionis fundamenta evertere nituntur, aut scripti ab acatholicis, ex professo de religione tractant.”

“在华有很多各式各样的书。
I．有一些书籍很正直地谈论正当的内容，而任何人，或至少一些人能够看它们，也不会有一点小的问题。
II．然而，也有很多非常坏的书，它们应该被禁止。

根据（《教会法》的规定），如下的书被禁止：
1．“担保异端的书，无论是谁写的，或以某种方式想推翻宗教的基础的书。”（1399，2条）
2．“固意地攻击宗教信仰或违反道德的书。”（1399，3条）

……III．另外，还有一些书，它们不攻击公教，甚至——如果对它们有好处的话——，在某种文化和人文精神的外貌之下还故意地赞扬宗教。然而，它们对于一切宗教都有一个错误的评价和标准：按这个错误的标准，它们鼓吹一种冷漠的态度，以及——如果可以这样说——一种宗教性的共产主义；在一切宗教的病态中没有比这个病态更有害的、更致命的现象。因此，这些书，至少大部分地，应该被禁止，因为它们要推翻宗教的基础，或是反公教的作者写的。“

关于一些“新的书和进步的作者”，会议有这样的看法：

“825. (…) Esto in homine pagano hic sit aliqualis progressus, restat saltem ut in talium hominum scriptis minime inveniantur illa salubria pascua quibus unicis oves Christi pasci debent: non enim pagani sunt aut possunt esse christianorum magistri et pastores.”

“可能在一些外教人那里也会有某种进步，但在另一方面，在这些人的著作中很少能够找到那种健全的精神食粮——基督的羊所需要的精神食粮——：因为外教人不是，而且不可能是，基督徒们的老师和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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