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信仰的慈善在战“疫”中展现文明之光

一、慈善是宗教走进现代文明的通道

在现代化高歌猛进的过程中，传统的宗教或信仰曾经受到过广泛的批评，一度被视为“灵魂湍流的镇静剂”或者是“鸦片”。随着现代文明的到来，宗教或信仰被宣告为注定要消亡，“世俗化”必将实现。由此宗教或信仰被看等同于“落后”甚至是“野蛮”在日常生活中，宗教或信仰也普遍地遭受到歧视，成为一个“敏感”和避之不及的词汇。

不过，随着现代化的深化发展，世界各地的宗教组织不仅通过教义的变革实现了与现代市场和法治的接轨，而且通过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融入现代文明之中。宗教组织和宗教信仰者作为慈善和公益的重要提供者，积极参与到现代社会的救助和发展之中，成为现代文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研究表明，在同样条件下，宗教信仰者会付出更高的捐赠和更多的志愿服务。这是因为宗教信仰者不仅同样具有同情心、互惠心理和名誉等通常的捐助动机，而且还有独特的基于特定信仰回报的捐助动机。

正是看到了宗教与信仰所具有的巨大慈善潜力，许多国家都在法律上赋予了宗教团体具有免税资格，鼓励他们将更多的资源用于慈善和公益事业。基于信仰的慈善和公益事业在规模上一直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在大多数议题上已经与现代社会完全融合。考虑到“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有深刻的信仰基础、悠久的历史传统、较高的社会公信度”，2012年2月，由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民政部、财政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鼓励和规范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意见》，提出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是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积极作用的重要途径，也是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有益补充。

八年时间过去，中国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从事公益慈善事业上究竟有怎样的作为？有哪些新的特点和优势？遇到怎样的困难和缺陷？这次肆虐球的新冠病毒疫情无疑是一次“大考”。事实证明，中国的基于信仰的慈善经受住了这次考验，他们不仅彰显了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巨大成效，也表明了宗教与信仰能够成为发射出现代文明之光。

二、基于信仰的慈善在战“疫”中行动

自疫情爆发以来，包括基于信仰的慈善在内，中国各类组织和民众纷纷投身于这场抗“疫”行动中，展现了前所未有的志愿精神。据笔者所接触到的信息，基于信仰的慈善捐助主要在以下多个层面展现了他们的爱心和力量。

首先是疫情严重的湖北省内宗教界的慈善行动。例如，湖北省的宗教界在自己抗击疫情的同时，也发起了捐赠。截止2月14日，全省基督教界累计捐款捐物合计116.603万元，协调外省捐款捐物合计3619.5892万元。截止2月24日，湖北省佛教界向各慈善机构捐款705.53万元，捐赠口罩、防护服、医疗仪器等价值238.46万元。协调外省市捐款30.42万元，各类物资价值602.05万元。

其次是全国各宗教界及信教群众的慈善行动。疫情发生以来，全国各地藏传佛教寺院给湖北捐赠疫情防控救助资金共计612.2882万元。截至2月24日，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伊斯兰教界和各族穆斯林群众捐款捐物总计1亿零305万元。截至3月26日，各地基督教两会和教会堂点已筹集善款14990.7602万元，捐赠物资价值666.0465万元。

再次是基于信仰的专业基金会的慈善行动。例如，河北进德公益基金会就是一家基于天主教信仰的慈善组织，他们自疫情以来不仅从全世界各地为武汉及湖北筹集捐赠了大量的防疫物资。再如，江西青原弘济慈善基金会是一家基于佛教信仰的慈善组织，他们同样积极发起“同心聚力·驰援武汉”疫情防控项目，募捐善款数十万元用于支持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疫物资的采购援助。

最后还有一些自发的信仰者的慈善行动。例如，上海复旦大学的朱晓红老师是一位研究天主教的学者，当她看到意大利罗马天主教圣心大学教学医院在3月16日发出的求助信后觉得要做点什么，于是在朋友中发起了“徐光启之友”的捐助活动。在捐助倡议中写道：“我们感恩自400年前徐光启——利玛窦的友谊：吾友非他，即我之半；人事非测，贤友胥助。”在几位修女和许多爱心人士的协助下，一笔笔捐助汇集到一起，一批批防护及医疗物资在寄往意大利。

三、比捐赠更宝贵的文明的传播

什么是文明？文明不是欺诈和暴力，而是诚信与合作；文明不是排外和冷漠，而是包容和理解；文明不是偏见与互害，而是尊重与互助。文明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道德律和“爱人如己”信条在现代社会的实践，也是人类实现和平与发展的必要基础。虽然说基于信仰的慈善自古就有，近年来也层出不穷，但在这些抗击疫情的行动中，基于信仰的慈善展现出了一些独特的优势，这些优势并非体现在物资的数量上，而是其所传递的人类文明的光芒。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这些慈善活动的三个“超越”。

一是超越身份。身份认同一直是导致对立和冲突的重要前提，超越特定的身份条件展现了慈善的文明特性。无论是救助对象，还是参与救助者，基于信仰的慈善不再以信仰身份或地域身份、族群身份来划界，而是以“病患”为目标，以人类为对象。因为，面对病毒，人类无法再分你我，所有人已经真正站在一条“船”上，命运共同体不再是想象。例如，在参与朱晓红老师发起的对意大利捐助活动中，除了天主教信徒外，还有不少佛教徒和其他信仰者，当然也包括许多无信仰者。

二是超越时空。专业的慈善能够推动社会进步，基于信仰的慈善则可以促进文化的交融。在这次共同抗“疫”的捐助行动中，一千多年前中日佛教文化的友谊通过“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八个字再次激活。或许鉴真法师在艰难东渡的时候不会想象到他的行为会带来今天的慈善救助。但佛教文化确实实在在构成了中国与许多国家相互理解的“世界语”，也播种下国际互惠互助的文明种子。同样，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和道教文化等都具有跨越时空的独特功能，以慈善文明的方式在全球化的今天传承。

三是超越国界。现代民族国家的出现既激发了人们团结一致的热情，也潜伏了狭隘极端的民粹思潮。宗教或信仰天然就具有国际性和普世性，能够超越国界进行慈善救助和现代文明的传播。在这次抗“疫”中，基于信仰的慈善展现出了令人赞叹的“国际主义精神”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例如，3月11日，进德公益基金会设立了“抗击新冠肺炎：海外援助项目”，得到了海内外一批爱心学者、基督徒和地方天主教会的支持。目前，该项目已收到捐款2.79084万元，将用于购买医用口罩、防护服等急需医疗物资，支援韩国、意大利和梵蒂冈等重疫国家抗击疫情。

如果我们回顾历史，就会发现在国际间的互惠并非偶然。在1988年，意大利曾无偿捐助中国建立了数个医疗急救中心；2003年中国爆发非典疫情，意大利给予了有力支持；2008年5月，意大利的专家团队第一时间到达汶川地震现场并展开救援。就在中国抗击此次新冠肺炎的艰难时期，教宗方济各鼓励大家向中国捐赠口罩，并拿出10万欧元亲自嘱咐梵蒂冈大药房为中国订购口罩。近期，教宗还以个人名义通过国际明爱和德国明爱分别向中国抗疫和安老服务各捐款10万欧元。

四、有待挖掘和扩展的巨大空间

2013年5月3日，《中国民族报•宗教周刊》以“宗教慈善，仍需破局”为题刊发了一组文章，指出《关于鼓励和规范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意见》的出台对于中国宗教界来说，既是难得的机遇，又是一个挑战。“有专家指出，无论在组织的申报、登记，还是在活动的法律环境方面，宗教组织在从事公益慈善活动方面所遇到的各种体制障碍与其他民间组织相比更为严峻和复杂。

从社会层面来看，宗教公益慈善组织往往不被完全理解，从事宗教公益慈善活动时遮遮掩掩、“偷偷摸摸”，处于一种在法律上、政策上、社会舆论上都“名不正、言不顺”的局面。”时至今日，宗教慈善“破局”的问题已经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基于信仰的慈善活动在实践中得到发展。展望未来，中国宗教与信仰的潜力十分巨大，慈善和公益的空间还有待继续拓展。具体而言，需要在以下几方面重视和着力。

一是持续建立基于信仰的慈善组织和社会服务机构。在现代社会中，个人救助和互惠帮助只能起到补充性作用，基金会及社会服务机构成为慈善和公益服务的“主力军”，具有十分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和专业救助经验。相对于中国数量巨大的宗教组织和信教群众数量而言，现在的基于信仰的慈善组织数量还相对很少。今后，需要有更多宗教组织能够依据相应法律法规，建立起基于信仰的专业机构，为宗教或信仰融入现代社会，展现现代文明作出贡献。

二是逐步从慈善救助走向更为广泛的公益服务。基于信仰的慈善不仅要做好传统的救济服务，还应该积极适应现代慈善的发展，在养老、助残、医疗、教育等领域发挥其独特优势。不仅应该在物质领域作为免费物品的提供者，而且还应该在精神领域，发挥其引领道德、呼吁正义的传统职能。

三是促进相关法规和社会环境的改善。尽管近年来学者们持续呼吁宗教“脱敏”，相关部门也在努力为宗教慈善提供指引。特别是《慈善法》颁布后，也为基于信仰的慈善提供了法律保障。但在一些地方，无论是社会舆论环境，还是具体的注册登记，都对基于信仰的慈善或社会服务机构不够友好。对此，需要宗教界、学术界和媒体共同努力，充分说明宗教或信仰在现代社会中不能缺少；基于信仰的慈善在现代文明中不能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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