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刘平教授：回溯千年圣经在华翻译史——从圣经在中国到圣经属中国的过程

9月中旬，一场以“亚伯拉罕三大宗教体系与中国圣经译本：以八大译经事件为典范”为题的讲座在网络上举行，复旦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平教授受邀介绍了基督教进入中国后不同历史时期的圣经译本，提纲掣领地宏观描述了圣经在华翻译史。

首先，刘平教授从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历史，介绍不同时期的圣经翻译主要的译本，列举出：罗马/中国天主教中文圣经译本、新教圣经译本、“官话和合译本”后新教国语/普通话译本中文圣经翻译、汉语方言译本等近100种的圣经翻译版本。之后通过八大译经事件历程，刘教授介绍了景教译经、开封犹太人的妥拉、元朝孟高维诺译经、白日陹译本、二马译本、和合本译本、思高译本，并展示了不同翻译版本的圣经的图片，通过分析每时期的成败与得失来探讨圣经正典中国化进程。

刘平教授在介绍郭实腊译本时讲到：“郭实腊译本虽然在华语的影响力不是很大，它曾被洪秀全采用，大量印刷，发给太平军。”此译本是由郭实腊等人组成的译经小组于1837年出版《新遗诏圣书》，1840年出版《旧遗诏圣书》。不过，洪秀全在使用时修订了郭实腊译本中所谓的“记讹”之处，并对圣经进行了删改。

在介绍这些不同时代的译本时，刘教授强调说：“这些所有的圣经译本都有中国人的参与，包括和合本等。”

他解释说，最开始中译本都用文言文或深文理。十九世纪初，由于语言发展与社会变迁，文言文已被通俗的浅文理取代。圣经翻译配合这个趋势，出版浅文理译本，如杨格非浅文理译本和二指版或一指版（施约瑟浅文理译本）。二指版或一指版译者施约瑟是一个精通希伯来文的俄籍犹太人，有译经王子之称，他在翻译时中暑瘫痪，只能用一两只手指工作，依然奋力完成。

19世纪中叶，中国朝廷和各地官员所使用官话通行全国。于是，官话译本因应而生，麦都思等人译成南京官话新约权属，包约翰等人完成北京官话新约全书，施约瑟完成北京官话旧约全书，英国圣经工会将两者合印为《新旧约全书》。19世纪70年代由北京翻译委员会翻译的官话圣经，是和合本诞生之前的白话文圣经，曾经风靡全国有40年之久。

1890年，上海宣教士大会决议出本一本全国通用的中国圣经译本，称之为“和合译本”，䦺以“圣经唯一，译本则三”为原则。次年成立三个委员会，分别负责三种汉语语体——深文理、浅文理以及官话的翻译工作。1907年，三种“和合译本”进行十多年译经工作之后，传教士再次在上海举行会议。此会议决定合并“深文理和合译本”与“浅文理和合译本”，只出版“文理和合译本”，另外继续出版“官话和合译本”。1919年出版官话和合译本和文理和合译本。官话和合译本是在当时白话文运动中的先锋巨作。

1919年以后，圣经翻译工作不再是以传教士为主导，开始以华人为主导。

而俄罗斯东正教于1715年派遣第一届驻北京传导团来华正式传教，在19世纪后期第一次将圣经翻译为中文。

罗马天主教修士在中国翻译完成的第一部《新旧约圣经》，也是第一本译自原文的圣经中文译本，是由思高圣经学会译出。全书共有2000多页，附有简短的引言、批注、绘图、附录以及彩色地图多幅，并且文笔高雅，译文精当，被称为中国天主教“第一部译自原文，并仔细写下了注释的译本” 。

最后，刘平教授在结论部分总结说，圣经在中国经过传教士和中国人自己的辛勤耕耘，呈现出“百译齐放、百本争鸣”的局面。无论是传教士们主持翻译的圣经，还是后来华人独立完成的圣经，实际上都有华人间接或直接付出的心血，在华圣经翻译本身就是一个中华文明与犹太-基督教文明之间交流与对话的过程，是两种文明之间相互理解和学习结出的果子。

他强调说，基督教中国化最大最杰出的成果就是汉语圣经译本，其中以和合本与思高本成就最高，“和合本与思高本成为从‘圣经在中国’到‘圣经属中国’转型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