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文化与生活

乾隆五十八年，也就是1793年，英国首次派出代表团访问清朝治下的中华帝国商谈两国贸易的问题。在结束行程，向大英帝国议会呈递的报告中，代表团长马嘎尔尼写道：“他们恒久不变的体制并不能证明他们的优越，中华帝国是一个神权专制的帝国……它翻来覆去只是一座雄伟的废墟……任何进步在那里都无法实现……生活在最为卑鄙的暴政之下，生活在怕挨竹板的恐惧之中……他们给妇女裹脚，残杀婴儿……他们胆怯，肮脏而且残酷……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马嘎尔尼眼中的“康乾盛世》，载《历史教学》2004年第2期）这是两种文明相遇之后产生的一种结果。一种文明对另一种文明的印象，这种印象直接影响了对待彼此的态度。在几年之后的鸦片战争中，已经是议员的马嘎尔尼毫无犹豫的投下了赞成票。

这也是西方人面对中国女人裹脚的印象。在不裹脚的西方人士看来，中国妇女对裹脚的理所当然的态度，简直无法相信。为什么中国女人要迁就男人的变态审美和可怜的自尊心，用自己对身体的伤残取悦他们? 这可能是让第一次见到这种现象的西方人匪夷所思的问题。

在西方传教士眼里，裹脚这种违背自然天性和残害身体的行为，是一种野蛮和落后，必须被废止。废止裹脚不需要什么理由，不需要什么大道理和大理论。因此，在西方传教士一踏上中国这篇神奇国土之后，很快就发起了天足运动。

在今天，女士们可以穿高跟鞋，尽显自己的美丽，大脚是理所当然。但是在两百年前的中国，女人们不缠足则是要冒着巨大的风险。当然，女性缠足也同样不需要理由，男人们把持了缠足的解释权。那就是为了自己变态的审美，和可怜的被满人伤害的剃发的自尊心，都要在女人身上找到。正如一位女孩母亲对传教士所说：“缠足是传统遗留给我们的厄运，我们的祖先传给了我们，诺大的帝国里，没有人能够帮我们脱离苦海。”

西方传教士眼中的天足是自然而然，中国男人眼中的缠足是男人掌控女人的标志。前者建立在西方传统的自然法之上，而后者则是建立在传统儒家男权之上。

每一种文化背后都有一个绝对价值在支撑。对于西方传教士来说，支撑其自然法文化的基础显然是上帝。在他们眼中，上帝创造了世界，并给予这个世界一个自然的规律，一切事物都享有自己的自由和空间，在上帝所赋予的规律内运动。这个规律赋予了他们自然而然的文化先验论。而对于中国士大夫来说，文化是祖先的传承，是祖先立下的规矩，而这种规矩则是由国到家到个人的顺序。因此个人要服从家长，家长服从族长，族长服从官长，最终官长则直接是皇权委派。因此一切不是自然而然，而是经过皇权的册立。那么女人缠足也就是他们的自然而然了。

在近代西方古典法学的兴起过程中，自然法逐渐代替神法，成为成文法的法律渊源和依据。基督教在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之后，开始以自然法的方式走进文化的内核中，成为改变西方文化的绝对价值和力量。

正是站在自然法的角度，站在上帝绝对价值观的角度，西方传教士才从自然而然的视角审视和评判中国女人的裹脚习俗，进而发起废除裹脚的运动。这种绝对价值支撑之下的自然法文化，并不是“入乡随俗”的冷漠和旁观，而是能约束所有人的一种规范。这也是西方文化主动心理的原因。

文化的背后是绝对价值，绝对价值背后则是信仰。信仰本身的概念就决定了其成为文化的动力和源头。在汉语里信仰有两个字组成。一个是信，信也就是对未发生或者看不到的东西的确然信念。上帝我们看不到，自然背后的规律我们看不到，但是我们仍然相信他们的存在，甚至认为他们更加真实。另一个是仰，意思是抬头仰望，也就是对某种绝对东西的敬畏。那么信仰就是感情中最严肃认真相信并敬畏的东西。既然相信其真实性并敬畏他，那么也将会尽自己的努力去实现他们。因为政治信仰，则是用自己的行动和力量去实现自己所相信的没有实现的认为更加美好的政治目标，文化信仰同样是对某种未然状态的确信并努力实现的文化。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就不难理解，清末传教士面对裹脚现象的深恶痛绝，以及发起天足运动的内在动力，这是他们的文化背后的信仰使然。

因此信仰必然产生文化，文化必然形成人与人交往的秩序。这样文化的内核是信仰，你信仰什么必然就产生什么文化，那么也就必然会形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规范，也就是生活秩序。

当今基督教的问题就是没有形成这种信仰产出的秩序结果。教会把信仰局限在信教上，把信仰的规范局限在崇拜禁忌上，而不是形成能够影响社会的规范和生活准则。在文学、美术、商业等方面，更是乏善可陈。基督教怎样进入社会，显然必须将自己的信仰转变成文化产物，进而形成生活秩序，这样基督信仰才能进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