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术还是权力?从塞勒姆女巫案说起

1682年，在北美的英国马萨诸塞殖民地一个叫塞勒姆村的地方，牧师塞缪尔·帕里斯的两个女儿在玩水晶球，希望通过这一古老的“预言技术”来窥得自己将来未知的命运。然而事情并不太好，据说她们看到了死神头像。接着发生了诡异的一幕，她们神志不清，举止诡异，连说话也不利索了。面对她们的情况，邻居村民请医生诊治，结果医生也无能为力。在这个清教徒的村庄中，牧师们一致认为有人使用了巫术。于是这两位“被害者”指认了三名女巫，其中两位是女奴隶，还有一位是卧床不起的老妇女。他们很快被逮捕，并接受了为此成立的专门法庭的审判，他们很快被判处死刑，并被绞死。至此，轰轰烈烈的塞勒姆女巫案拉开了帷幕。

从1692年一月到1693年5月，在此次巫术大审判中，共有200多人被审判，其中19人被判有罪，并处以绞刑。在这一场巫术大审判的受害者中，有十四名女性，五名男性。这一案件，牵扯范围之广，死亡人数之多，审判理由之荒唐，在美国这个现代国家历史上留下了罪恶涛涛的一页，被称为“最致命的猎巫案”。

关于这个案件，后世研究颇多，从各方面解释了猎物案产生的机制。

女性主义视角认为，塞勒姆所在的马萨诸塞是清教徒为主的地区。清教徒的教义信奉男权主义，对女性充满敌意和不信任，因此在这个地方女性地位低下。然而塞勒姆地处重要的港口，经济发达，女性的经济地位显著提升，大有与男性地位平等的趋势，因此在这种势头上男性出于对自身权势的考虑，就借着女巫案趁机打击女性。

心理主义视角认为，塞勒姆女巫案在心理层面是因为焦虑。女巫案发生的时候，他们刚经过当地印第安人的武装打击，移民们对刚到此地的饥荒和艰难生活的焦虑，使他们在集体心理上形成了焦虑心理，因此容易将女巫看成转移焦虑的工具。此外，当地土著信奉的魔鬼文化，对他们也有一定影响。而替罪羊文化在基督教中本身就根深蒂固，因此很容易将女巫们看成替罪羊。毕竟在欧洲的历史上，猎巫也是常有发生。当黑死病来临的时候，很多人被当做女巫来充当黑死病流行的替罪羊，而被处以绞刑。在欧洲中世纪世上，数以千计的女性被作为女巫处死。

疾病史视角认为，两个女孩所出现的症状可能是食用大量含有麦角素霉菌的食物而导致的中毒症状，或者食用了有毒的野生毛菇而出现的神经症状。也有研究者认为两个女孩出现的是脑炎，这种脑炎由蚊子传播。

但是，不论哪种视角，我们都应该看到，猎巫背后其实关联的不是巫术，而是权力。猎巫不仅仅在基督教传播的地区普遍存在，在我们国家历史上也时有发生。

距今两千多年前的汉武大帝末年，出现了一个大案，这个案子最终导致数万人被处死，太子被废，不得不起兵造反，皇后被杀。这个案子就是巫蛊之祸。案件的起因是丞相之子公孙贺被告发通过巫蛊谋害汉武帝，公孙贺的妻子是皇后卫子夫的姐姐，于是牵连到了卫家，抵抗匈奴大将卫青死于此案。公孙家被灭族，卫家包括卫子夫、卫青，太子都受到牵连，被清算。这表面看来是一个巫术案子，其实这不过是汉武帝借机对权力格局的清算罢了。

同样在孔飞力笔下描写1768年的巫术大恐慌的《叫魂》，也是写猎巫事件。据说有人能利用人的头发而将该人的灵魂摄走，为己所用。这一关于摄魂者的传说，越传越远，越传越神乎，于是大半个中国陷入恐慌。而在统治者看来，这一场剪发并摄人灵魂事件，是对清政府留辫子的挑衅，威胁的是满人的政权。而在另一方面，那些被抓的摄魂者，不过是邻居在大恐慌所改变的权力格局中，向昔日的权势者或者仇人复仇而已。这场以摄魂为主题的大运动背后其实是权力作为主角的演出而已。

巫术为什么会引起大恐慌，这当然包含各种原因，有文化的，有心理的，有政治经济的，有宗教上的原因，但是之所以巫术能被人们相信，并产生恐慌进而需要政权出面来铲除，那么显然是因为巫术已经威胁到了社会的控制权力。犹太祭司商议怎样除掉耶稣，是因为耶稣的言论和行为，已经威胁了祭司的权势。同样巫蛊之祸也是因为这些行驶巫蛊之人有觊觎皇权的非分之想，而摄魂的巫术大恐慌，同样是发动了民众的参与，重新定义和分配了权力格局，从而引起满人的焦虑。

今天在教会中，巫术依然是显性的存在，正如在中世纪的基督教一样，巫术成为我们宗教活动中的一个成分。但是，当我们行这些巫术的时候，不要忘记其背后的权力之争。不要在无形中成为任权力摆布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