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首名华裔驻华大使骆家辉11月20日宣布辞职,将在明年年初卸任,结束在中国大约两年半的任期。对于自己在任期间所取得的成果,骆家辉在辞职声明中说:“我们成功地使中国对美商务和赴美旅游的比率大大增长,将中国赴美签证办理时间从以前的70到100天缩短到3到5天。”其实,很多人或许不知道,除了在政治、经济交流方面取得的成就,骆家辉在有意无意之中也展示了多个层面的中美宗教交流样式,为中美两国的互惠互利创造了更为广泛的空间。
第一个层面的宗教交流是个人性的。就个人信仰而言,骆家辉是一名浸信会基督徒。浸信会(又称浸礼会)是基督新教主要宗派之一。该宗派反对给儿童行洗礼,主张教徒成年后方可受洗,且受洗者须全身浸入水中,称为“浸礼”,以此得名。各地方的浸信会并不受中央总会管理,而是各自独立、自主和自治。1845年,美国的浸信会分裂成美南浸信会和美北浸礼会。1836年,叔未士牧师夫妇抵达澳门,成为来华的第一位浸信会宣教士。1948年后,浸信会进入台湾地区,成为纯“国语系”教派,并于1972年更名为中华基督教浸信会联会。到1949年,美南浸信会在中国有教会392间、布道所410间、宣教士220位、信徒12.3万人,主要分布在山东、广东等省。骆家辉的祖籍是中国广东台山,他的妻子李蒙则来自台湾,选择成为浸信会基督徒或许有着地域性的影响。当2011年11月骆家辉以新任驻华大使的身份回到广东台山水步镇吉龙村祭祖时,他无意中展现了一个基督徒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可。
第二个层面的宗教交流是政府间的。作为美国政府的代表,在任驻华大使期间,骆家辉与中国政府进行了多方面的有关宗教议题的交流。例如,2011年9月7日,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王作安局长会见了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双方就进一步加强中美宗教交流交换了意见,并就涉及宗教的问题进行了友好、坦诚的交流。
第三个层面的宗教交流是与宗教界人士间进行的。骆家辉在任驻华大使期间,到了中国许多地方,也访问了一些宗教场所。例如,2011年12月12日,骆家辉访问北京基督教海淀堂,并与海淀堂的几位牧师进行了交流。2012年3月20日在上海访问期间,骆家辉来到位于徐家汇的天主教堂,并拜会了上海教区金鲁贤主教。此外,骆家辉对一些西藏的官员建议,要想提升城市影响,则应该加强西藏人民所特有的文化、宗教和语言。
第四个层面,骆家辉还为中国人展示了作为一名政府官员是如何面对宗教法律问题的。在他任美国华盛顿州州长期间,曾发生了一起“骆家辉等人诉戴维”的案件。诉讼源起华盛顿州政府设立的、用来帮助资优生支付大学费用的希望奖学金项目。依据华盛顿州宪法,学生不能用此奖学金来攻读灵修神学学位。学生戴维获得了此奖学金,在入学时,选择了攻读牧师和商业管理的双学位。对于牧师专业的学位是灵修学位,并无争议。在得知他不能用此奖学金来攻读灵修神学学位后,戴维依据《美国法典》第42篇第1983节就禁令和损失诉诸法院,辩称拒授给他奖学金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关于宗教自由和政教分离的条款。地方法院驳回了戴维的宪法指控,做出了简易判决。美国第九巡回法院撤销了这一判决,认定华盛顿州政府的歧视宗教的利益并不具有强制性,宣布该奖学金项目违宪。骆家辉等人诉戴维至第九巡回法院再审。最后,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为“华盛顿州政府在奖学金项目中对攻读神学学位的排除不违反第一修正案的宗教自由条款。”原因是:华盛顿州在不拨款资助攻读神学学位方面有巨大的利益,而且此方面的拒绝拨款资助对于希望奖学金的获得者来讲是较小的负担。此案符合政教分离条款和宗教自由条款。
虽然,骆家辉即将离开中国,但中美两国间的交往与理解却会与日俱增。曾经看似无法相容的“龙与上帝”,今天却可以统一在更多的像骆家辉这样的华裔美国人身上,这样的“叠加身份认同”是化解冲突的最好途径。当然,也不应忘记,对异文化的误解、歧视和排挤,会对国家间、群体间和个体间带来深重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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