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笔下苦难的女性

老舍写过很多脍炙人心的作品，但却没有专门论述女性的文章，但并不意味着这是他对女性的漠视，反而他在小说里对底层女性这个苦难的群体给予了强烈的关注。

在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之前，女性一直没有太多的地位，女人是男人的附属品，三从四德这道传统女性伦理的紧箍咒，紧紧地束缚着女性的身体和精神，让那些裹着小脚的女人，从此不得不依靠在男人的臂膀之下，充当着男人的玩物和财产。在这样的高压之下，反抗无门的女人们只能像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一样，在迷信和自怨自艾之中苟且偷生，其不幸固然值得可怜，但不争也有其可恨之因。从传教士出于传教的目的，为了女性走进教堂办女学开始，到大批留洋归来的受启蒙运动影响的留学生为男女平等呐喊，女性的地位在中国被西方以坚船利炮打开大门之后，开始出现决定性地的转变。

这种转变既带来女性自主性的觉醒，也带来男性为女性的不幸遭遇而不平。从鲁迅的《阿Q正传》中对吃人礼教的揭露，到祥林嫂的不幸人生；从冰心《最后的安息》中的小翠，到老舍《老张的哲学》中的李静，他们在努力用笔诉说着传统礼教对女性的戕害，告诉我们女性在那个时代生活的悲惨遭遇。

在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之下，他们开始审视束缚在女性身上的传统礼教，开始更多地关注她们的不幸。

与“冰心在关注女性不幸的同时，也在基督教背景下塑造了理想的新女性”不同，老舍对女性的关注，主要是为她们的悲惨遭遇而投注笔墨。

在《老张的哲学》这部小说中，老舍描绘了李静这个底层女性，在封建礼教之下被卖的悲惨境遇。

李静从小是个孤儿，跟随姑母长大，姑母对李静来说是真的疼爱，把她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来看待。

李静的姑母是个极其普通的妇人，普通到足可以代表当时的中国女人形象：“李静的姑母有六十来岁的年纪，身体还很健壮。她的面貌，身材，服装，那哪一样也不比别人新奇。把她放在普通中国妇女里，叫你无从分别哪是她，哪是别人。你可以用普通中国妇人的一切形容她，或者也可以用她代表她们。”“她真爱李应和李静，她对她的兄弟——李应的叔父——真负责任看护李应们。她也真对于李氏祖宗负责任，不但对于一家，就是对于一切社会道德，家庭纲纪，她都有很正气而自尊的负责的表示。她是好妇人，好中国妇人！”因此，老舍对她的描述，其实也就是对当时中国女人的一个整体描述。

姑母生活在传统礼教中，受尽折磨和苦痛，但她对这种礼教却是发自内心的认同，并自觉地维护，她出嫁之后做了人家媳妇，受尽婆婆的虐待，却认为这是做媳妇应该得到的，“我年青的时候，公公婆婆活着，鸡子？一根鸡毛也吃不着！我的肚子啊，永远空着多半截，就是盼着你叔父接我回娘家住几天，吃些东西。一吃就好！公公婆婆也不是对我不好，他们对儿媳妇不能不立规矩。”

姑母心地善良，对待李静是发自内心的爱，但对传统礼教又是发自内心的认同，因此，虽然她知道传统礼教的恶毒之处，但依然按照传统礼教来要求、教导李静。面对老张来买李静做妾的时候，姑母劝李静“好孩子，人生大事，是该如此的！”这就是中国女人命运的循环——在传统礼教把自己吃掉之后，还要把自己的女儿送到它的口中。

为了还掉李静叔父的债务，叔父把李静卖给了老张，虽然李静和邻居王德青梅竹马，私定终身，但在孝道面前，李静选择了嫁给老张做妾，牺牲自己的爱情。姑母为了防备王德从中作梗，一刻也不离李静的身，并力劝王德的父母把王德赶到乡下或者娶个老婆。姑母俨然成了维护孝道的卫士。

自己深受礼教之苦的姑母，在李静出嫁的前一天晚上，还要敦敦教导李静如何守好妇道，“赵姑母的眼泪不从一处流起，从半夜到现在，已经哭湿十几条小手巾。嘱咐李静怎样伺候丈夫，怎样服从丈夫的话，怎样管理家务，……顺着她那部‘妈妈百科大全书’从头至尾的传授给李静，李静话也不说，只用力睁自己的眼睛，好象要看什么而看不清楚似的。”无助的李静，只能任礼教宰割。

在姑母看来，女人生来就是给男人做玩物的，男人给个吃穿用度就应该满足了，“这是正事，作姑母的能有心害你吗！有吃有穿，就是你的造化。他老一点，老的可懂的心疼姑娘不是！嫁个年青的楞小子，一天打骂到晚，姑母不能看着你受那个罪！”在礼教之下，绝望的女人只要能活着就应该满足，礼教之下，女人只能像个动物一样，为自己寻一个不打骂的主子。

老舍在通过姑母和李静，告诉我们女人的遭遇正是在礼教中如此绝望地循环的。

在《骆驼祥子》中，老舍描绘了小福子这个女性的悲惨，她即充当男人的玩物，也卖淫充当父亲喝酒的钱袋子。

父亲二强子把女儿小福子以两百块钱卖给了一个军官，父亲用卖女儿的钱买了车，为家人和自己置办了新衣服，“二强子在去年夏天把女儿小福子——十九岁——卖给了一个军人。卖了二百块钱。小福子走后，二强子颇阔气了一阵，把当都赎出来，还另外作了几件新衣，全家都穿得怪齐整的。”

而买小福子的军官既不是买她做妻，也不是买她做妾，而是买她既当仆人又当性伴侣的玩物，“买小福子的人是个军官。他到处都安一份很简单的家，花个一百二百的弄个年轻的姑娘，再买份儿大号的铺板与两张椅子，便能快乐的过些日子。等军队调遣到别处，他撒手一走，连人带铺板放在原处。花这么一百二百的，过一年半载，并不吃亏，单说缝缝洗洗衣服，作饭，等等的小事，要是雇个仆人，连吃带挣的月间不也得花个十块八块的么？这么娶个姑娘呢，既是仆人，又能陪着睡觉，而且准保干净没病。高兴呢，给她裁件花布大衫，块儿多钱的事。不高兴呢，教她光眼子在家里蹲着，她也没什么办法。等到他开了差呢，他一点也不可惜那份铺板与一两把椅子，因为欠下的两个月房租得由她想法子给上，把铺板什么折卖了还许不够还这笔账的呢。”

等到军官开差离开之后，小福子便被抛弃了，还不得不卖掉床板和椅子，付掉军官所欠的房租。回到家里的小福子面对的是母亲被父亲打死之后的破败家庭，为了养活弟弟，她不得不卖淫，但是即使如此，父亲还颠三倒四地找她，一面骂她是个淫妇让自己丢了颜面，一面又找她要钱喝酒。

《四世同堂》里的韵梅全部的人生价值就在于成全传统礼教，对上伺候公婆，忍耐公婆的打骂，对下照顾孩子，伺候丈夫，却唯独没有考虑的是自己，这恰如法利赛人的律法，一切都要为了律法，人自身是没有价值的。《正红旗下》的大姐，更像婆家养的宠物，连回趟娘家的权力都没有。

老舍自己的立足点显然是西方文化中的男女平等，只有如此才能描述中国奴隶地位的女性。老舍把自己的笔墨倾注于他们，关注平民女性的悲惨遭遇，这源于他内心对女性悲惨地位的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