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保罗的时代与理解保罗一样重要。只有理解了保罗的时代,我们才能理解保罗,也才能理解保罗的传教背景和书信背景,进而更进一步地,理解保罗书信的目的和结构。因为保罗面对的对象,决定了其传福音的关注点。
考察希腊化背景下的犹太人有助于我们考察犹太人对异文化的态度。
希腊化是指从公元前四世纪亚历山大东征开始,到托勒密王朝终结之间的一段时间,希腊文明与小亚细亚、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埃及文明不断融合的过程。
这对于以色列持守犹太教传统的犹太人来说,就意味着在托勒密王朝和塞琉古王朝相继统治的三百年时间里,犹太人要面对希腊文明,尤其要面对希腊文明所带来的同化和影响。
也许今天对于犹太人和犹太教,我们已经形成犹太人所持守的犹太教是不可改变的思维定式,他们持守了两千多年,哪怕失去国家,这就是他们在上世纪能复国的原因所在。这种观点的形成大致是受了宣教士和以色列文化教育的宣传影响。实际上,犹太人不仅可以被希腊化,他们也自己主动希腊化。
希腊化意味着什么?希腊化包含很多层次,有文化层次,生活层次和宗教层次等。因此希腊化不仅是文化观念的改变,还包括生活的改变。
在托勒密王朝统治时期,对以色列保持了相对宽容的宗教政策,祭司掌权,并形成作为统治阶层的祭司阶层,但是作为交换,祭司阶层向托勒密王朝纳税。托勒密王朝的统治者对犹太人的政治和宗教不加干涉,甚至还给予他们一定的国民权。因此,犹太人在托勒密王朝下,尽管希腊化世界里宗教林立,多神崇拜和偶像崇拜,但犹太人依然保持自己的一神信仰。
尽管如此,犹太人贵族依然无法抵挡希腊化的诱惑,表现出对希腊化的渴望。当时的犹太望族多比雅家族与大祭司奥尼亚家族通过联姻,而成为当时犹太地首屈一指的名门望族。到了约瑟夫时期,因大祭司拒绝向埃及王交税和贡品,而关系紧张,这个时候约瑟夫就主动前往埃及周旋,并获得埃及君王的好感,从而获得叙利亚的收税权,成为叙利亚的包税商。包税制是制度层面的希腊化,从而约瑟夫的财富日渐增加,并频繁出入于希腊化其他地区,甚至王室。约瑟夫对希腊化的认可并不突然,早在他的父亲时期,就已经接受希腊文化,在一封信中他父亲甚至写道“多谢众神”这样希腊化宗教的句子。
如果说托勒密王朝中,犹太人的希腊化是逐渐渗透性的,那么到了塞琉古王朝,犹太人的希腊化则是主动的。
公元前198年托勒密在第五次叙利亚战争中失败,巴勒斯坦地区开始塞琉古王朝的时代。塞琉古王朝的统治,得到了犹太人的极大欢迎。因此作为交换,犹太人获得更大的自由空间,不仅被免了三年的税收,还被允许按照祖宗的传统生活。这其中就是包括宗教生活的习惯。
正是犹太人在宽松的背景之下生活,才带来希腊化向祭司阶层的渗透。一旦尝到希腊化带来的愉悦,那么以前保守的祭司阶层也无法再继续传统的生活模式。
公元前175年,因不满当时在位的兄长——大祭司奥尼亚,贾森带着12吨的白银抵达塞琉古王庭,以此换取大祭司的职位。
用金钱上位的贾森大祭司,比他的哥哥更加希腊化。他名字原来是一个非常犹太化的名字——约书亚,后来因为对希腊化的向往,便改成一个希腊化的名字——贾森。上台之后的贾森,对以色列进行全面的希腊化改革。贾森按照希腊化的国家组织方式,将以色列的贵族和富人进行登记造册,并建立议会机构“元老院”,至此贾森在以色列建立希腊化的政治制度。此外,在公共生活上,贾森建造体育场馆,引导年轻人进行体育锻炼和举行体育赛事,希腊化的生活模式让犹太人争相效仿,即使普通人也投入希腊化运动中,以至于祭司都对自己的职位不再感兴趣。
如果按照贾森的方式发展下去,今天的犹太人就不复存在了。然而历史就在于,改革总是会动摇一部分人的利益,这部分获取利益的群体,就会成为改革的最大阻力。
贾森的希腊化改革同样如此,改革后期因为内部权力争夺,而使改革终止。
改革失败之后,塞琉古王潮一改之前的民族宽容政策,对犹太人进行强制希腊化,这就是安条克四世颁布的强制犹太人放弃宗教信仰而崇拜希腊神的法令,这条法令直接导致马卡比起义。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犹太人在希腊化大潮中,实际上陷入一个矛盾当中,那就是一方面对希腊化的向往,因为希腊化提供开放和舒适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犹太教关于选民和外邦人的律法,因为律法规定犹太人的另一种生活。
然而马卡比起义之后建立的独立国度,并不是对希腊化的拒斥,马卡比起义源于安条克四世对犹太民族宗教强制放弃的反应,而不是对于希腊化的强烈反抗。建立国度之后,马卡比王国与希腊化其它王国之间以妥协和交流的方式,保持了自己国家一段时间的独立性。
通过以上历史的回顾,我们发现以色列本土的犹太人对希腊化的态度,那么犹太本土之外的那些生活在希腊化世界的犹太人希腊化的程度更深。这从亚历山大里亚的菲洛便可以看出。
亚历山大里亚是托勒密王朝的首都,地处重要的港口,因此成为当时希腊化世界中重要的城市。这里居住着大量的犹太人,并形成很多犹太人社区。据考证,当时亚历山大城五分之二的社区为犹太社区。因此这里是希腊文明与希伯来文明的交汇地。在长达三百年的希腊化时期,这里的犹太人被希腊化的程度要比本土深得多。
这可以从当时亚历山大城的犹太人领袖菲洛的思想中看出。菲洛使用希腊的哲学概念解释了犹太教的上帝和宗教概念。
另一方面,菲洛为了调和希腊文化与犹太教之间的冲突和矛盾,采用了寓意解经法。这种解经法就是不要按照字面意思去理解圣经,而是按照字面提供的信息,去理解文字背后的深意。这就为犹太教的律法规条和希腊文化之间提供了一个灵活的链接。
通过以上我们会发现,希腊化对犹太人的改变,以及犹太教对犹太人的限制,这其间的矛盾困扰着每一个犹太人,尤其是律法对希腊化世界的犹太人,更是一种束缚。
在保罗时期,那些散落在以色列之外的大量犹太人,同样是这种心态。
那些在罗马帝国世界的犹太人,大部分已经忘记犹太文字和语言,而只会说希腊语和使用希腊文字书写,这就是旧约七十士译本产生的原因。他们许多人起了希腊化的名字或者罗马名字,甚至他们中还有很多人使用来自希腊罗马神灵的名字。最近的考古发现,在罗马一处犹太墓地的墓碑中,只有2%的墓碑使用犹太人名字,74%是希腊语名字,其余则是拉丁文名字。
虽然他们都使用希腊罗马名字,在生活上被希腊化或者罗马化,但犹太教依然是不可替代的宗教。而附加在犹太教之上的民族认同和民族界限,此时就成为这些犹太人心灵的链条。
律法不仅捆绑着以色列本土的普通犹太人,对于希腊化世界的犹太人更是如此。他们需要的是不被律法限制,能在希腊化世界中生活,又能得到犹太民族认同的信仰。
这就是保罗传教的背景。
而保罗书信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针对这种情况所做的回应,可以说保罗的神学思想主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希腊化世界的犹太教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在《罗马书》中看到这样的句子: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罗马书 11:25-26 和合本)
罗马书几乎奠定了保罗书信的基调,而这句话又奠定了罗马书的基调。因此,保罗似乎是说,尽管你们是流散在外的犹太人,但是耶稣的到来已经超越律法,因此你们大可不必紧张,依然是上帝的选民,而且上帝很快就来解放你们。
耶稣的带来,对于保罗来说,可能成为解决希腊化世界里犹太传统文化和希腊文化之间冲突的钥匙。
这些背景是我们在理解保罗时不可忽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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