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与思考：社区公共活动中视角下的教会春节活动与出路

周代的血缘分封制创制了中国的社会结构。血缘共同体成为社会资源分配的基本单位。因此我们社会的运作和流动的方式，血缘都是主要的流动渠道。其它非血缘的社会团体，也同样 是以超血缘的模式运行。比如异性兄弟的结拜，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师徒关系，同姓认作本家的陌生人结盟等。这种社会模式的特点就是封闭性。血缘共同体对非血缘成员的排斥，以及对非血缘团体之间的排他性，让血缘团体形成一个封闭团体，对其他人很难建立信任。

同时，我们的社会不仅仅是一个血缘封闭共同体，还是地理封闭共同体。这是农业社会的特点，重土难迁。土地作为不动产，把民众束缚在土地上，很难形成地域流动性。加上我们古代政治的征服性质，皇权出于安全考量，尽可能地将人限制在自己生活的区域，而不允许流动，因为流动会给政权带来极大的危险性。比如在明朝洪武年间，有人要是出门，必须要带着路引。在《水浒传》晁盖劫生辰纲的情节中，赤发鬼刘唐因为吃醉酒而宿寺院，因为看着眼生而被巡逻的捕快抓捕。

血缘共同体和地域封闭性，这样的社会特点带来一个特点，那就是缺乏社区和跨社区共同体和公共活动。尽管在鲁迅的作品中有描写社戏的场景，可是这不是社区公共活动，因为他是人群的聚集，而缺少人际的互动。因此熟人社会网络的公共活动，在古代社会几乎是不存在的。而那些同一家族的婚丧嫁娶，尽管也包含着礼尚往来的互动，这毕竟是熟人社会之间的交际，并不具备社会性和公共性。

这里的公共活动，重点在于公共性，它是打破地域和血缘熟人社会网络的形式，而允许陌生或者不同血缘团体成员之间的交际。换句简单的话说是允许人的自由结社。在古代社会，唯一可以担当公共活动的是宗教群体。宗教不是血缘共同体，也不是地域性的团体，它允许成员的跨血缘组合以及跨地区行动。比如佛教僧人可以出远门化缘或者讲经。东汉末年的黄巾军同样也是以宗教背景的跨地区活动。考察中国历史，会发现大规模军事行动推翻皇权的大部分都是宗教背景。正是因为宗教的跨地区的公共性，因此成为皇权的打击对象。在古代历史上，有数不胜数的宗教战争，黄巾军起义，五斗米道起义，白莲教起义，清水教起义，红教起义等等。

正是皇权对宗教的打击，让我们的社会一直缺乏社区公共活动。作为对公共活动的替代，婚丧嫁娶和宗族祭祀活动成为人们交往的集中节点。笔者小时候，对于亲戚的婚丧嫁娶尤其期待，这不仅是因为有好吃的，还因为可以见到许久没见到的亲戚和伙伴。 除此之外，许久不见的小商小贩也会出现。有的亲戚家婚事还放映电影。这些对于八零后的农村童年来说都是非常稀罕。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基督教合法化之后，他成为农村公共活动的担纲者。教会成员的发展和人际之间的互动，并不局限于血缘团体。因此教会的周间定期活动，以及圣诞和春节的公共演出，成为农村地区的为数不多的公共活动和精神娱乐。但是随着经济发展，教会的公共活动的影响性正在减弱。这一方面因为电视和手机的普及，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广场舞开始兴起，人们的公共娱乐增加的结果。

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务工潮的兴起，带来的结果是农村传统伦理和社会结构的崩溃。农村的公共活动因为教会的退出或者衰落却一直没有建立起来。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年春节期间，在几乎大部分农村都能听到此起彼伏的喝酒喝打牌的喧闹。春节这一本来是以团聚为主题的节日，逐渐演变成一个经济唱主角的节日。传统社会结构崩溃之后，公共活动的缺乏，让个体彻底原子化。春节回归乡村的个体，安身立命于何处，这几乎成为现在的春节最主要的焦虑。个人价值的无所归附和游离状态，让个体只能在彼此的攀比中，获得存在感。因此，我们在村头巷尾，看到的是比车、比衣服、比收入，除夕夜晚看到的是比烟花，在牌桌上的出手阔绰，在亲戚面前的不甘人后的红包比拼，成为农村当下春节的常见景象，这一现象正成为大众沉重的经济负担。

这种状态下，需要教会的回归，需要教会回应农村这种公共活动缺失所带来的价值崩溃，重新担当起价值塑造的公共职能。

首先教会要推出一些质量较高的节目，吸引其它非教会成员的参与。让大家进入教会，然后再想办法影响这些进入的人。

另一方面，教会的节目最好避免传统的说教，放下传教的目的，让教会的公共活动去工具化。直接回应大家的焦虑问题，尤其是婚恋问题，生活问题，家庭问题等等。

最后教会应该在春节最好对自己教会成员进行关怀和慰问，让人们因为教会团体的彼此相爱，而愿意了解教会的活动和内容。

教会的福音价值的输出，应该一改过去的宗教的模式，而以一种直面民众问题的方式。只是这需要教会首先开放自己，了解社会所需。这样在公共价值的塑造方面才能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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