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浩武：欧洲的启蒙运动（之一）

本文为陈浩武先生2018年04月27日在共识沙龙微信公益讲座《欧洲的启蒙》演讲整理之第一部分，简要梳理了启蒙运动发生之前，欧洲在文化、思想等各方面的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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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陈浩武，今天受邀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启蒙运动的课题，也是我和大家来一起分享读书的体会。

大家知道，我是学经济学的，也是做经济工作的，在历史学方面，我是一个票友，仅仅是对世界历史文明有兴趣而已，所以，讲的不正确的地方，请大家批评。

今天讲启蒙运动。首先，启蒙运动是人类文明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我们怎么样来定义启蒙运动呢？我想引用康德所说的话：“启蒙运动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的状态。”康德这句话说的非常经典，康德认为，启蒙运动的目的就是“人要求把自己当成一个人，一个能够承担责任的人”。我想康德对启蒙运动的定义和解释，是很有意义的。

我今天讲的第一个问题，是启蒙运动前的欧洲，这是一个铺垫。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很多历史学家都认为，15世纪是人类发展的一个分野。在1492年，卡斯蒂利亚国王伊莎贝拉的军队攻下了伊斯兰教在西班牙的最后一个堡垒，就是格林纳达；在同一年，她还完成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让西班牙的探险家哥伦布进入了南部的美洲，支持他的探险。哥伦布的探险是人类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就是“地理大发现”，这是人类发展的一个历史分野。

当人类进入到16世纪的时候，欧洲在现代文明进程当中，发生了两件重要的事情：一件叫“文艺复兴”，另外一件叫“宗教改革”，这是在欧洲现代文明进程当中的两个车轮，是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

摊开欧洲的地图，以阿尔卑斯山为界，我们可以把它划成两个文化圈：一个叫拉丁文化圈，一个叫日尔曼文化圈。所谓的拉丁文化圈，包括以拉丁语系为主的法国、西班牙、意大利这些国家。所谓的日尔曼文化圈，就包括德国、英国、荷兰这些国家。在当时，这两个文化圈的差异是非常大的，虽然它们都在欧洲，但是南部欧洲拉丁文化圈非常发达，而北部欧洲日尔曼文化圈几乎是蛮荒。为什么呢？因为天主教会在意大利和法国人手上，而且当时的基督教传播的《圣经》只有拉丁语，整个罗马教廷是以拉丁语作为基本的语言来传播基督教的；而在日尔曼文化圈，人们不懂拉丁语，他们其实只是基督教的一个受众，是教廷的一个受众，处在这种蛮荒的状态。

文艺复兴

在16世纪，在拉丁文化圈发生了文艺复兴运动，所谓的文艺复兴运动，是以感觉主义为特色的一场人性解放的运动；在日尔曼文化圈则发生了宗教改革运动，而所谓的宗教改革运动，是一场以信仰主义为特征的道德纯洁运动。

到了17世纪，这两个文化圈的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南北欧洲的状况发生了颠倒。本来文化先进的拉丁文化圈的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成为落后的国家，而由于宗教改革运动，德国、英国、荷兰、北欧这些国家都成为发达国家。

黑格尔认为，绝对的精神总会在某个时期选择一个民族作为其精神的代表。那么如果按照这个逻辑，15和16世纪是意大利和德国，而17和18世纪则是法国和英国，我们要讲的启蒙运动就是在法国和英国这两个国家发生的。这就是我讲的第一个题目，就是启蒙运动前的欧洲的背景是一个什么状态。

我讲的第二个题目，“理性主义之光”。

所谓的“理性主义之光”，就是说启蒙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弘扬的是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成为整个启蒙运动的重点、核心和目标。

我刚才讲到，16世纪的宗教改革导致的虔信主义，这种信仰的高扬，宗教信仰的成熟带来了经济社会的变革。但是这种虔信主义也留下了历史遗产。我们知道，16世纪马丁•路德在推行宗教改革的时候，提出了一个铿锵有力的口号，叫“三个唯独”，就是“唯独信仰、唯独圣经、唯独恩典”。他当时提出来的这“三个唯独”是针对教会的腐败，针对罗马教廷的腐败，马丁•路德提出了一个非常核心的观念就是“因信称义”。罗马教廷当时要人们去买赎罪券，去花很多钱奉献给教廷，供他们挥霍腐败，马丁•路德立志要改变这种状况，他提出人和上帝之间只有一个，就是信仰，人和上帝之间根本不需要教会这些“中介机构”，人只要有虔诚的信仰去面对上帝，就完全可以成为上帝的选民。所以，他当时所提出来的“唯独信仰”、“唯独圣经”和“唯独恩典”，深入人心。

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

但是，任何事情如果推向极端，它就会走向反面。到了18世纪，这“三个唯独”的消极和负面的问题就出来了，就表现出一种历史的局限性。比方说，宗教改革的两大弊端，第一个就是对理性精神的压制，第二个是因为宗教信仰不同而引起的民族间的仇恨和战争。

我们知道“文革”后期，曾经提出了“两个凡是”的口号，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两个凡是”的观念不破除，肯定就形成一种改革开放的精神枷锁，因为你搞“两个凡是”，就永远只能停留在原来的轨迹上，社会不可能进步。马丁•路德的“三个唯独”，也有同样的负面影响，那就是导致了理性精神的淹没。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假如一切以圣经为标准，那么我们根本就不需要科学的精神和理性的精神，所以如果我们长期坚持“三个唯独”，我们始终把圣经当成唯一的标准，很显然人类社会在认识自然和认识社会科学精神和理性精神就一定会受到压抑。

所以，启蒙运动的一个重要铺垫就是怀疑主义的兴起，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就是说，由于宗教改革所带来的宗教虔信主义，它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怀疑主义。

怀疑精神是对信仰主义的一种解构，也是对16世纪“三个唯独”的一种精神突破，如果说16世纪的信仰主义是对怀疑精神的否定，那么17世纪的怀疑精神就是对信仰主义的挑战。怀疑主义的代表人物是英国的培根和法国的笛卡尔，我这里重点说一下笛卡尔。

笛卡尔

笛卡尔是路易十四时期法国最伟大的哲学家，他同时也是欧洲唯心主义的代表人物，他本人出身于贵族，参加过“三十年宗教战争”。而且笛卡尔还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数学家，他是解析几何的创始人。笛卡尔提出来的怀疑主义有一个很重要的口号，叫做“怀疑一切”。笛卡尔认为，世界上除了数学，几乎所有的哲学都是无用的，而且他认为上帝可能是一个骗子，他认为，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值得怀疑，唯独怀疑本身不值得怀疑，这是一个非常绝对的说法，我刚才说他是对信仰主义的一种解构。

那么怀疑需要一个主体，在笛卡尔看来，这个主体就是“我”，所以笛卡尔有一句名言：“我思故我在”，这是笛卡尔哲学的第一原理。他说，“我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我自己思想的存在，因为当我怀疑其他的时候，我无法同时怀疑我本身的思想。我无法否认自己的存在，因为当我否认怀疑的时候，我就已经存在了。”可以理解成我的存在就是因为怀疑，因为我在思想、在怀疑的时候，肯定有一个执行思想的思想者，作为一个怀疑的怀疑者，这个作为主体的我是不容怀疑的，所以这个我就是思维者的我。

怀疑主义再进一步往前，就是经验主义的兴起。如果说怀疑主义是“破”，那么，经验主义就是“立”。启蒙运动时期的怀疑主义者，并非古希腊时期的怀疑主义者，古希腊时期的怀疑主义者是把怀疑当作目的，而启蒙运动中的怀疑主义者是把怀疑当作手段，他们要在对世界的整体的怀疑当中去找到那些不可怀疑的东西。怎么找呢？这个方法就是通过实验来证明事物的正确性，正确的东西就是经验。所以经验的东西是不值得怀疑的，要能够去确定它的怀疑，或者通过理性来证明那些不可怀疑的东西，就是经验。所以，经验是现代科学的起点，也是现代哲学的开端。我们说，经验主义有三大代表人物，他们就是洛克、贝克莱和大卫•休谟。

经验主义者强调，只有合乎经验的才是合乎理性的，他们认为人类社会的所有知识全部来源于经验。比方，洛克就认为我们的全部知识都是建立在经验之上的，知识归根到底是来源于经验，所以洛克认为，人其实在认知世界之前是一张白纸，是因为感官对外部世界的感知和心灵的反省才使经验得以积累，这就是经验的来源。在一个崇尚理性的时代，经验主义指向的首先是基督教神学当中那些所谓的神迹部分，比如说水可以变成酒，比如说耶稣可以在海上行走等等，休谟认为这些神迹是无法提供受控实验来证实的，我们无法证实水怎么能够变成酒，也无法证实耶稣在海上可以行走，所以他认为，这些神迹是违反经验的。

大卫•休谟

我们可以看到，经验主义挑战的，首先其实是《圣经》的权威，是神学的权威。当然这个需要说明的是，这些科学家对神迹这种权威提出挑战，并不是他们反基督教，他们本身仍然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只不过他们的经验是要在理性的基础上重建基督教，力图用理性的权威来取代信仰的权威。

经验主义者强调经验，是为了反对超验的，经验主义者通过受控实验来探讨事物的真实性，一方面推动了现代科学的发展，同时，也使他们认识到自然界是充满规律的，上帝创造的世界极其精美，而且充满运动规律。

比如，当时在受控实验和科学中，天文学就通过观察、测量，积累了大量的数据，他们通过这些数据和理论推翻了中世纪以来一直占统治地位的托勒密的天文观，而重新确立了哥白尼的天文学体系。就是经验主义通过经验、通过受控实验、通过他们对人类科学技术的认识而使他们确立了科学的观念。

经验主义者还进一步的认识到，内心的自我也是有规律的，这个规律的本质就是理性，主观上表现为一整套严密的思维逻辑体系。更重要的是，经验主义者认为，一个外在的客观世界和人类内在的逻辑思维体系具有某种同步性。在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就是经验主义者首先通过科学的方法认识到外在客观世界是有规律的，同时他也认识到，人类内在的理性和逻辑思维体系和外界的客观世界的规律有某种同构，就是说，客观世界的规律和人的主观思维的逻辑是完全一致的，是一个事物的一体两面。这个事物是什么呢，就是理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怀疑主义到理性，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飞跃。

我再讲一下关于宗教宽容。这也是导致人类理性的成长非常重要的一个侧面，因为在当时宗教和信仰在人的精神生活当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我们看，在1529年的时候，就是在16世纪的上半叶，德国在当时还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而是200多个大大小小的诸侯国组成的国家。这些大小诸侯国为宗教信仰开战，同时新教和天主教之间也有军事冲突，神圣罗马皇帝的军队打败了，所以在1555年签订了一个条约，叫《奥格斯堡和约》。奥格斯堡是一个地名，《奥格斯堡和约》确定了一个重要的精神原则，就是“教随国定”，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究竟是信天主教还是信新教，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随你所生活的国家而定。这个“国家”指的是大大小小的诸侯国，诸侯国的国王信天主教，你的臣民就信天主教，国王信新教，臣民就信新教。

“三十年宗教战争”

“教随国定”的原则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进步。但是，它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1618年—1648年之间，四分五裂的德国又一次爆发战争，也是因为宗教，这场战争被称为“三十年宗教战争”，这场战争是非常惨烈的，给德国带来了极大的伤害，包括人民的生命、财产，还有其他的伤害。那么“三十年宗教战争”结束的时候，就是在1648年，签订了另外一个条约，就叫《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威斯特伐利亚也是一个城市的名字，《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欧洲近代史上的第一次国际和约，这个和约的意义就是把原来的《奥格斯堡和约》所定的“教随国定”的原则，推广到所有的宗教。因为在启蒙运动当中，很多知识分子站出来批判宗教专制，比如说，洛克就是这个方面的代表人物，他们批判宗教专制、宗教偏见和宗教迫害，宣传一种和平主义态度，这种批判实际上弘扬了一种普遍的理性精神和宽容精神。

由《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所带来的宗教宽容，对欧洲的文明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宗教宽容的理念，首先从天主教发展到新教的各个教派之间，然后拓展到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之后再扩展到信教者和无神论者之间，甚至从宗教领域拓展到政治领域、道德领域和日常的生活领域，形成了欧洲的一种普遍的宽容精神。这种宽容精神还发展到经济领域，比方说，关于财产权的问题，宽容精神从普通的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宽容发展到对人的生命权、财产权的尊重。再比如伏尔泰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他说：“我坚决反对你的观点，但我会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也可以说就是一种宽容精神。 

上面讲的这些都是启蒙运动发生的一些铺垫，在启蒙运动发生之前，这种怀疑主义、理性精神、宽容精神的兴起 ，统统都在为启蒙运动的发展做一些精神、文化和各个方面的铺垫。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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