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男性要对女性施暴力？如何防范家暴？这位基督徒女作家的观察深刻而清醒

性别正义专家娜塔莉·柯林斯（Natalie Collins）著有《失控：夫妻、冲突和改变能力》（Out of Control:Couples, Conflict and the Capacity for Change）一书，用于指导基督徒处理家庭暴力问题。对于为什么男性会对女性施以暴力的问题，这本书充满挑战、富有洞察力、有时甚至是以有趣的的态度来看待家暴，同时也提供了如何阻止施暴。近日，柯林斯在接受西方基督教媒体Christian Today的采访时，谈到了这本书。

娜塔莉·柯林斯（Natalie Collins）.(图：cbeinternational.org）

ChristianToday（以下简称为CT）：感觉这本书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籍。那是什么让您想要写这本书？又是写给谁的呢？
娜塔莉·柯林斯（以下简称为柯林斯）：我主要关注的是，随着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男性暴力，很可能会有更多的人就此展开写作。但我担心的是，没有良好专业性知识的人，最终只会写出弊大于利的书来。因此，我写下这本书的动机更多的是确保它是本有关暴力的好书。

这本书主要是写给基督徒看的，特别是那些帮助者，如教会领袖、教牧支持人员、被伴侣严重相向之人的家庭成员和朋友。但是呢，它也可以供非基督徒阅读，也同样适用于那些正处于与施暴伴侣打交道的人或正与施暴者处于关系恢复阶段的人。

CT：您可能无法进行概括，但是教会该如何处理家庭暴力这个主题呢？
柯林斯：最常见的是，教会经常将家庭暴力视作一种关系问题，而家庭暴力常常就这样发生了。大多数有着暴力伴侣之人并不认为他们的伴侣有暴力行为，相反地，他们会看到他们的处境是有关冲突、他的问题或更大范围的压力。但是，基于关系的解决方案无济于事，而且还可能把事情变得更糟糕，如建议施暴者寻求一个传统形式的咨询或愤怒管理肯定会把情况变得更糟。咨询倾向于关注“我的感觉”，只会给男性更多使用暴力的借口，而且愤怒并不是为什么施暴者会使用暴力的原因所在。

相应地，教会需要有到位的程序，对教会领袖和会众进行培训，用以分辨成员是涉及一般关系问题还是涉及施暴者。

CT：相比社会，教会处理家暴问题是否更糟糕些呢？
柯林斯：围绕着饶恕、忏悔、离异、领导与服从、性别和性的神学有助于形成一种文化，但这种文化不能解释施暴和控制的方式方法。除此之外，相比被得罪者和被施暴者，基督教重要的救赎故事使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上帝是如何看待罪人和施暴者。我们的神学经常主要或仅仅谈论影响我们与上帝关系的罪，而关于我们的犯罪行为对他人所产生的后果要么被削弱，要么被无视。

对于遭伴侣暴力相向的人而言，基督教的信息往往会让她专注于自己的罪当中，从而无法正确辨识出施暴者对她所犯下的罪。同样地，施暴者的行为也成为他与上帝之间需要解决的问题，他这种暴力行为对伴侣和孩子所产生的影响，既不能完全理解，也不被认可。

饶恕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情，但一旦它被用来暗示或明示要求一个人与施暴者保持关系时，那么饶恕就会变得有毒和危险。

但是，整个社会并没有比教会做得更好。虽然教会对男性暴力问题的反应还存在着巨大问题，但整个社会也是如此。男性明明对女性有着种种不齿作为，但社会不仅给男性敞开通道，还对这些女性进行羞辱和责难，因此，MeToo运动才诞生。

在英国，直到1991年，丈夫强奸妻子才是一种违法行为。在全球范围内，有43个国家不承认婚内强奸是一种犯罪。一些活动家甚至还开始拒绝建议女性和女孩要将男性暴力行为告知于警察，称这将会使得本已遭受暴力相向的她们再遭受刑事司法系统额外的创伤。因此，虽然要相信整个社会比教会做的好得多，这会很好，但情况也要复杂得多。

家暴影响了30%以上的女性。（图：pixabay.com）

CT：为什么男性要对女性施以暴力呢？
柯林斯：对于为什么男性对女性施暴，其实存在很多谜因，比如包括压力、心理健康问题、性挫折、失业、沟通困难、低自尊、宗教，酗酒或滥用毒品、以及童年创伤等等。然而，这些都不会导致一个人变得暴力性。举例来说，虽然酗酒可能导致某人的暴力行为升级，但一位家庭暴力专家也解释说，酗酒并不会造就一位施暴者，清醒也不可能治愈暴力，即物理上的、由酗酒所引发的暴力行为总是更广泛暴力行为的一部分。

两个因素可以激发施暴者的行为：信念和暴力行为所带来的好处。从根本上来说，施暴者认为自己对伴侣及孩子是拥有所有权，而且由于这种所有权，他有权力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行事。这种观念在社会中普遍存在其实并不奇怪，而且直到最近之前，男性还确实对女性拥有所有权（圣经上提供了很多男性对女性拥有所有权的例子）。

暴力所带来的利益不容低估。人们普遍认为，施暴者是受折磨的灵魂，他们因为伤害自己的伴侣和孩子而过着悲惨的生活，但这并不是暴力的工作方式。施暴者能从生活中获得他想要的东西：施暴者的伴侣永远不会进行驳斥、施暴者可以在需要时获得性行为、施暴者享有成为一个好伴侣和好父母的地位而不必真正行事、施暴者是城堡中的王者。是的，这一切都是以亲密和相互关系为代价的，但一般说来，施暴者对其生活感到十分满意。他们降低了对伴侣和孩子的同理心水平，认为自己“只是做了最佳的事情，因为我的妻子不讲理，需要我来帮她做决定”。

一些基督徒认为，圣经上某些将女性描述为弱者的部分是荣光美丽的，因为他们鼓励男性能看到女性需要得到更多照顾和关爱，但这也不是它在实际中的运作方式。当人们认为女性是弱者时，社区更可能认为男性需要为女性当家作主、告诉她们该做什么。人们会忽视和低看女性的恩赐、技能和天赋，将她们降低为支援性角色。女性的弱点也会成为打击她们的有力棍子，而不是成为男性对她们变得更具牺牲精神和更关心的机会，因为至少有30%的女性遭伴侣施暴，对于很多女性及其孩子来说，身体上遭受侵害是现实。

总有人进行争辩，说：“好吧，这种想法扭曲且有罪，但它的初衷并不是将女性放置于弱者的地位之上。”在一个财产基于法律的社会中，不存在避孕措施、生存需要体力劳动才能继续、并且男人能够对女性进行强奸和施暴而不受惩罚，自然女性会成为弱者。但是，正如西方社会大部分地区的情况一样，当社会转型为对手工劳动需要得稀少、法律保护女性和孩子不受男性暴力的侵害、避孕使得我们在每次进行性行为时不必冒着怀孕的风险之时，“女性是弱者”的想法就站不住脚。我们在提倡女性的强大和能干的同时，也对施暴者的观点和信念进行挑战，即“男性必须在女性和孩子中间占据主导位置，这样世界上才有秩序可言”。

CT: 施暴男性可以改变吗？女性可以再次相信他们吗？
柯林斯：利兹·凯勒与尼古拉·威斯特玛尔兰德（Nicole Westmarland）合著的文章说，施暴者不像豹子，他们是可以改变自己的劣迹。豹子天生就有斑点，但没人天生就是个施暴者。如果暴力行为可以被理解为有关信念和利益，那么对施暴者的信念进行挑战并阻止他从暴力行为中获利，将是影响改变的关键所在。

凯勒和威斯特玛尔兰德为米拉巴尔项目（Project Mirabal）工作了六年。她们对犯罪者项目（perpetrator programmes）进行评估，看其是否可以有效地帮助施暴男性进行改变。起初，她们对这项研究充满了怀疑态度，但数据说明了一切：犯罪者项目确实创造出一个环境，让施暴者进行学习做出不同的选择。结果证明，施暴男性是有可能进行改变，但需要特定类型的干预措施。集体犯罪者项目是有效的，但咨询、愤怒管理项目、婚姻加强项目和其他项目被证明于事无补，这些项目甚至还经常对施暴者进行鼓励和串通。

女性可以再次相信施暴者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研究发现，如果施暴男性参与犯罪者项目并开始做出改变，可能导致他们的伴侣离去。施暴男性开始改变之前，他的伴侣知道离开他是不安全，因为他可能伤害或杀死她或孩子们。一旦施暴男性开始做出不一样的选择，他的伴侣知道能安全地离开他。

通常来说，施暴者所造成的伤害如此之大，以致于即使他做出改变，也令他与伴侣的关系不可能维系下去。这不是人无情，如果有人侵犯我们、强奸我们、孤立我们、摧毁我们的信心、让孩子们怨恨我们、让我们筋疲力尽、还经常剥夺我们的人格，这种做法的后果自然会如此巨大，以致于信任永远不会得到恢复。如果施暴者发生了改变，他将理解并支持伴侣和孩子们做出任何需要得到恢复和治愈的事情，即便是意味着这段关系将结束。

就未来的关系而言，如果一位女性开始与一位有暴力行为历史的人开始恋爱，那么她必须采取恰当的保障措施来衡量对方的行为是否表现出对他的尊敬和尊重。如果对方没有参与过犯罪者项目并一直避免对其行为负责（通过减少责任、否认责任或责备前任伴侣、自身环境或除自己之外任何事情），那么这个人就不值得信任。如果有人想知道身边哪里可以找得到犯罪者项目，那么他们可以联系Respect网站。

CT：父母或社会该如何培养出不对女性暴力相向的男孩呢？
柯林斯：这就有很多因素在起作用了，其中就有关于个性和脾气方面的。如果男孩不会自然地偏向足球、竞争和领导力，那么他们很早就会知道父权制和男性气质并不会对所有男性有益处。对于那些敏感、情绪化、有艺术性、关心和或安静的男孩来说，他们要么会拒绝接受很多关于男性应该拥有和支配女性的男性化理想，要么会因为自身面临的问题而责备女性。在我的这本书里面，我概括了一些保护性因素，可以对父权制影响和对男孩及男性来说有毒的男性气质进行“淡化”。它们有：
– 在一个男性以尊重和同情态度对待女人和女孩的家庭中长大。
– 有一个鼓励他们发展非父权制价值观的伙伴群体。
– 能够接触到强大、多样化的女性角色榜样。
– 经历过由于伤害他人而造成的严重后果，如是否在学校中性骚扰女孩或霸凌其他男孩？是否被指控犯有任一一项针对女性的罪名？
– 被鼓励承担因错误选择而带来的责任，如无法逃避的后果。
– 获得建立情感素养的机会。
– 不因暴力或破坏行为而受到欢迎。
– 因陈旧性别观念而受到挑战。
– 见识过不符合父权制期望的男性角色榜样。
– 生活在一个对女孩和女人进行鼓励、让她们可以对行为表现不佳的伴侣发出挑战的社会中。
– 正在教育怀有同理心，并以有同理心为榜样。
– 了解女人和女孩所面临的挑战。
– 受教成为媒体的批判消费者。

没人敢绝对保证有人不会变得暴力，事实上也存在一些女性会对伴侣或孩子暴力相向，暴力总会是一种选择。有一种倾向是将施暴者“怪兽化”，将他们视作某种不完全是人类的其他类型生物。我们并不真正认为伊恩·亨特利（Ian Huntley，曾经杀死两个女童）曾经是个小男孩，或者说弗雷德·威斯特（Fred West，英国连环杀手，至少杀害过12人）曾经是个小婴儿。这就是为什么存在时间旅行的困境，“你是否会回到过去并杀死婴儿时的希特勒”就是一个道德雷区。

我们认为这些人是完全成形的怪兽，通常不愿意思考他们究竟如何才会选择犯下罪行。这些人并非“生而邪恶”，而是后天在对女性、女孩、犹太人、残疾人、黑人和其他人的同情心遭贬低的情况下才发展出对于所有权和权利的信念，这样他们在伤害对方时才能减少罪恶感。

CT：男孩与女孩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柯林斯：男孩女孩之间的区别是基于生物学，基于你与生俱来的生殖系统。当进一步了解大脑的工作方式时，我们现在就明白大脑是具有神经可塑性（neurally plastic）。神经学科学家吉娜·林普顿（Gina Rippo）解释说：“天性与后天培养纠缠在一起。成为社会合作组织的一员是我们大脑的主要动力之一……大脑是个规则清道夫，它从外部世界中获取规则。这些规则将改变大脑的工作方式以及某人的行为方式。性别差异规则的最终结果呢？所谓‘性别差距’其实成为了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

当然，有关男孩女孩之间的生理差异如何对生活其他方面产生影响，还有很多值得探讨的地方。但是，大多数的身体差异直到青春期时才显现，如肌肉的数量和力量的增加。社会问题不是男孩与女孩之间的生理差异，而是这些差异并不是价值观中立的：有阴茎的男人将主导责任性和高收入位置，而有阴道的女性则将统治低收入或无收入的少权力或根本无权力的职业。

我们给孩子们的玩具以及对他们的期望，全因为我们围绕着生理差异而创造出了特定的价值观。这些性别角色定型观念使得男性和女性都无法完全地蓬勃发展，因为他们的能力受制于粉色或蓝色、关怀或支配、客体或主体。

CT：鉴于教会在家暴方面可能毫无帮助，您有没有想过离开？
柯林斯：我在这本书里写到过，最近的有过一次信仰危机。但总体来说，我的基督信仰根植于我与上帝的关系。我活着，是因为上帝拯救了我。我是完整的，是因为圣灵医治了我。我所做的一切，以及我从上帝那里流出的一切，都是通过耶稣，并借着圣灵在我里面做工。

尽管存在性别歧视、厌女症、与暴力相勾结的串通，以及其他必须处理的事情，女性仍旧是基督徒并不是因为我们具有某种宇宙程度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而是因为我们遇到了这位上帝和这位改变我们生命、超越一切可怕的耶稣。如果存在上述情况而女性仍将会是基督徒的话，那是因为所有这些事物已经证明了上帝的力量比父权制还要强大的多！